什么是社会的一般“常识”，其实是很难认定的概念。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专业不同，其所理解的“常识”自然也不同。作为初等教育的授课教材，中学历史教科书或许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一般社会群体应该了解的历史“常识”。
近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微博中指出现行中学历史教材存在“严重谬误”，以“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纂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之“历史3必修”为例，课本中关于“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的诸多论述均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错误，即将“活字印刷术”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一同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舍弃“印刷术”而取“活字印刷术”，这不仅有违于经典论述，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
其实，在这条微博发布之前，辛教授即就此问题在北京大学做过一次演讲。澎湃新闻（）记者根据辛教授提供的信息对此略作整理，以期向读者揭示我们所了解的“常识”距离历史事实究竟有多远。
辛德勇教授和记者说，几个月前他参加了一次中学教材审议会，会议期间他翻阅现行某版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发现了这一问题。不过他没有查阅其他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尚不清楚具体情况。
于是，记者查阅了当下通行的不同版本的初、高中历史教材。目力所及，各版本教材对“四大发明”的论述或有提及，或未提及，而“活字印刷术”通常编排在“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步”或“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进步”等主题的章节中，教科书编者多将其视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并予以高度评价。在此，笔者仅就不同版本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关于“四大发明”条目之论述列于下表。
记者查阅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及图书馆所藏可见的中学历史教材发现，其实在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即有“四大发明”的论述，其中提及的也是“印刷术”。此后，五十年代的教科书记者未能寓目，而在中小学通用教材历史编写组编的《中国历史》第二册（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宋元时期的文化”一节中，谈到宋代的科技发明时，称“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宋元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此可见，在记者过目的大多数历史教科书都是将“印刷术”（而不是“活字印刷术”）列为“四大发明”之一，没有犯辛教授所指出的错误。
“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等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成就。”
“隋唐之际，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人们已经采用了彩色套印技术，宋刻本被后世藏书家视为珍品。11世纪中叶，北宋平民毕升（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它既经济，又便捷，是印刷业的一大革新。”
以上两段文字来自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必修3中第八课“古代中国的文明和发现”，这也是辛德勇在微博中提到的教材。虽然总共只有四句话，但辛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
其实，先于“四大发明”出现的是“三大发明”，这个说法是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来的。培根认为，印刷术（printing）、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新工具》，许宝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3页）。
此后，培根这一说法得到了英国汉学家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认可。
麦都思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外国传教士，曾在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出版、印刷中文书籍，并组织人力翻译《圣经》。麦都思在《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 （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马克思则在论著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经济学手稿（1861—186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
将“造纸术”列入其中，构成“四大发明”的是来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此人曾在墨海书馆协助麦都思工作，在麦都思离开上海后，他主持墨海书馆的编辑出版工作。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他们（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这个“四大发明”的清单后来被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发扬光大，李氏在1943年提出这一说法。
由此可知，无论是“三大发明”还是“四大发明”，置身其间都是“印刷术”，而不是作为中国古代印刷术之一种的“活字印刷术”。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最早记录了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并对其制法有所论述。如果说活字印刷术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成就，那么，活字印刷术应该是中国古代印刷业采用的主流技术，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就宋元时期的文献来说，南宋周必大的《周益文忠集》卷一九八《与程元成给事札》 中有记载：
“近用沈存中（括）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
这一方面说明南宋时有人曾使用活字印刷法印书，并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偶成”一词提示我们，这样的做法带有很大的消遣性，是为满足个人的好奇心，而且当时社会上的书籍印制业，一般并不采用此法。
辛教授又举一例说明：相当于南宋末年理宗时，在蒙古统治的北方，一位隐居今河南辉县的士人姚枢让弟子根据沈括的记载，用泥活字印制《小学书》、《近思录》、《东莱经史说》，广为散发（事见其侄姚燧撰《牧庵集》卷一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元初王桢在《农书》卷二二附自撰《造活字印书法》中也有记载，当时有人用锡铸活字印书，但是并不成功。
可见，至少宋元时期，活字印刷术在印刷业中的使用并不普遍，更大范围使用的还是雕版印刷。
由上一问所得的结论，不免引出第三个疑问：既然活字印刷尚不能成为印刷业应用的主流技术，那么，它真的如教科书所言既经济又便捷么？
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在技术上有一个重大差别，就是雕版印刷的每一块书版，都是一个整体，而活字印刷的书版，则是由非间接接触纸张的活字“字钉”（古人称作“印”或“字印”）与承放这些字钉的“版片”（古人或称“字盔”、“字盘”）两大部分组合而成。这两部分的材质，既可以基本一样，如元代王桢用的木活字印刷，以及清代的武英殿聚珍版，字钉和版片都是木质；也可能大不相同，如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字钉是泥质，而版片是铁质。
从传世活字印本来看，与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方法在技术上有两个明显的弱点：
一是由众多字钉拼合而成的印版，版面往往高低不一，很难做到像整块的雕版一样平整，因此导致印刷品纸面的墨色，会随着字钉的高低起伏，乍深乍浅，忽浓忽淡，字与字之间，差别悬殊。
二是拼凑组合成为版面的这些活字字钉，其字行排列总不如手写的书版字迹一样整齐，往往东歪西斜，使印刷品看上去很不美观。
因此，要想让读者乐于接受活字印本，或是扩展活字印刷技术的应用场景范围，就必须设法尽量减低这两项弱点对印刷效果的影响；而恰当选用版片的材质或合理设计版片的样式，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可见，活字印刷术并非如教科书所述的那般“既经济又便捷”。
至于“隋唐之际中国已然浮现雕版印刷术”以及“宋代书籍印刷已经采用了彩色套印技术”的论述，辛教授认为，同样存在与历史事实不符的问题。辛教授的新作《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刊于《中国文化与典籍》第16辑）即是对有关问题作出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