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著名藏书家，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中国嘉德等数家拍卖公司学术顾问，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对古籍版本、递藏掌故等有相当的研究。著有《芷兰斋书跋》《批校本》《书楼寻踪》《鲁迅古籍藏书漫谈》《中国古籍拍卖述评》《著砚楼清人书札题记笺释》《古书之美》等。
中国的传统典籍大致分为写本和刻本，写本时代制作效率较低，印刷术发明之后，可将一本书在短时间内化身千百，知识传播的速度大为提升，极大地推动了文明的进程，因此可以说一部雕版史，就是一部文明演进史。而在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哪些重要图书，它们分别刊刻于何地，该地如今的现实遗存状况如何，都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韦力先生历时十年对中国古旧书版及与书版有关的人和物进行了实地寻访与考察研究，写成了这部著作。
本书分上下两卷，聚焦与中国古代印刷出版有关的话题，将梳理版刻历史与寻访历史遗迹相结合，通过古代、近代、现代、人物、书物五个板块，揭示了古代印刷出版的史实、价值和意义。本书大体以时代为序，对北京云居寺、杭州西湖书院、华燧会通馆、海幢寺、扬州诗局、学海堂等图书刊刻机构或刊刻地进行了实地寻访考察。人物方面则集中于对历代知名刻书家如胡正言、陶子麟，或与书籍出版有密切关系者如唐仲友、吴镜渊、印有模等的事迹与遗迹的寻访，对当代雕版名手陈义时也有专访。此外书中对与书籍刻印有关的工具材料，如笔、墨、纸、砚等也进行了细致研究。
由爱书而读书，而藏书，而访书，去了解与书有关的一切，雕版也好，印刷也好，笔墨纸砚也好，爱屋及乌，这大概就是韦力老师的心路历程，也就是他所谓的“爱书人的探源工程”。书之于一个人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于这部耗费作者十年时间四处寻访考察而写得的作品，也变得特别有意义起来。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历朝历代与印刷术有关的痕迹多有遗存，作者对这些事迹、遗迹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和探访，为追寻书版历史、揭示古书价值提供了颇多可资参考的素材。书籍承载着历史，记录着文化，了解一些与书籍出版相关的史事与知识，对我们普通的爱书人而言，未尝不是件赏心之事。
本书谈论的是中国与印刷出版有关的话题，以寻访历史遗迹的方式，将这些文明闪光点落脚到今天的现实。
对于书籍的价值，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评论出版时曾说：“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记述之；一切人类智识，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孙中山所说的印刷，实指书籍的出版，而书籍出版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是文字的产生，其次是文字的载体。
文字本自语言，据说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形式是说话，所以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们从蛮荒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关于汉字的起源，历史上说法众多，仓颉造字是最为流行之一种，而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靠结绳纪事，东汉郑玄在注《周易》时曾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但是以结绳纪事，需要人们有强大的记忆来做语言上的解释，只有文字能够记载下抽象的事物，因此文字的产生十分必要。
文字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过渡，比如早期文字就是以图画的形式来展现，而后出现了陶器刻符。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认为，半坡彩陶上的刻划符号乃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有不少学者对郭沫若的论断提出过质疑。但一种文字的形成必定要经过一定形式的过渡，甲骨文字则是今日已知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并且是世界上唯一保留下来的系统的表意文字。于是有的人觉得，甲骨文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比如懿恭在《我们最古的书：甲骨文——龟册》一文中就持这种观点，“中国最古老的书，从现存实物上看，第一就是商王朝的甲骨文，也就是‘龟册’了”。
此后书的载体主要是简册，接下来有了版牍和帛书，但是这些文字载体不是笨重就是昂贵，难以普及，直到纸的产生方使书籍得以广泛流传，书籍从写本时代过渡到刻本时代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相应的书写和印刷工具，人们通常说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就是古代书史中必然涉及的书写和印刷材料，正因印刷材料之于书史有着如此的重要性，故本书中对笔、墨、纸、砚各写一篇，来作为材料的代表。
中国古代书籍以雕版为主，关于雕版产生的年代，自宋元以来历代学者有不同说法，主流观点认为，雕版印刷术出现于唐代，至于是初唐、中唐还是晚唐，仍然有不同意见。唐朝建立后，沿袭隋代制度，废除了魏晋以来的贵族世袭官制，代以科举取士，民间读书风气大盛，朝廷也设置了国子学、太学，再加上唐代的造纸、造笔、造墨技术已十分成熟，物质条件的发展使得印刷技艺得以成熟。
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大幅度的提升了书籍的成书效率，在此之前，古人需要用纸和笔一部一部地抄书，速度十分缓慢，抄写过程中还会出现错讹等问题，而雕版印刷只需对底稿进行仔细校对，在刻版之时再做核对，形成定本后重复印刷，几乎每一版都是相同的。书籍的普及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因此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不但提高了图书制作的效率，同时降低了图书的成本，由此而扩大了知识传播的广度。
有一种说法认为，雕版印刷术的产生本自佛教密宗咒语的传写。由于陀罗尼咒语无法翻译，当时的人主要是直接抄写梵文，而文字的隔阂使得抄写梵文有可能会出现错误，于是有人借鉴古代印章技术，发明了雕版。虽然印章大多是阴文，而雕版印刷是阳文，但两者之间以捺印方式予以过渡，最终形成了成熟的书籍印刷技艺。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历来也有不同说法，学界大多以汉明帝派遣使者到大月氏国求经为标志。东汉后期，佛经翻译大为盛行，最初翻译的佛经是以抄本的形式呈现，到北宋初年刊刻了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自此之后，大藏经基本是以雕版形式予以传播。但是有一部大藏经十分奇特，它是以石头作为载体的，俗称“石经”。虽然古代在石头上凿刻文字早已有之，但大多是以碑刻或摩崖的形式出现，不能称之为书。但是，在北齐南岳慧思大师的发愿和倡议下，其弟子静琬开始以石头为载体，刊刻大藏经，这个刊刻过程延续千年之久，本书中的《北京云居寺：以石为版，刻经济世》一篇，就讲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此后自宋至清，朝廷也曾刊刻过大藏经，但其他的单经大多是由私人信众来刻版流传。晚清最有名的刻经地点乃是金陵刻经处，直到今天，这里仍然在补刻经版，刷印流通。
儒学经典也曾以石刻方式呈现，比如《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等，可惜未能像《房山石经》那样几乎完好地被保留下来。清乾隆时期石刻的“十三经”，虽然今日完整地保留在国子监内，但其刊刻年代要比《房山石经》晚得多。相对来说，儒学“十三经”大多是由朝廷刊刻，但由私人主持刊刻的也有，最著名的就是阮元主持的《十三经注疏》，本书中《诂经精舍：阮元创立的汉学基地》一篇就详细谈及此事。
按照传统分法，书籍出版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刻、私刻、坊刻及宗教刻书。其中官刻又可分为朝廷刊刻和地方政府刊刻，本书中提到的扬州诗局可以视作朝廷刊刻的代表，杭州西湖书院则为地方政府刊刻代表，洞庭席氏和金山钱氏为私刻代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由地方大员召集而成，也属于地方政府刻书。
相对于手工抄写，雕版印刷是一次质的飞跃，但是雕版印刷术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比如说刊刻一部大部头的书籍需要消耗大量木板，且刊刻周期长，储藏版片会占用大量空间。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解决了这个弊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描述了毕昇的泥活字的制作方式及印刷方式，遗憾的是，沈括没有记载毕昇用这套泥活字印过哪些书，以致有人怀疑沈括的记载是否确有其事。
宋绍熙四年（1193），周必大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在这里，周必大直接按照沈括书中的记载制作出了一套活字，而后印出《玉堂杂记》，可见《梦溪笔谈》中的这段记载在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实际操作性。元代农学家王祯根据毕昇制造泥活字的方式，在工艺上加以改进，发明了木活字，遗憾的是他用木活字所印之书也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中国确实在宋代已经有了活字印刷术，因为近几十年出土了西夏文的活字本印刷实物。
今日国内可见的以汉文印刷的最早活字本，乃是明弘治三年（1490）华燧印制的《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这部书同时是中国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有意思的是，中国早期铜活字主要产生在无锡地区，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本书中《华燧会通馆：铜耶？锡耶？公心可鉴》一文通过寻访华燧遗迹，来讨论这个问题。
套色印刷也是中国书史上璀璨的一页。单以文字套色来论，中国的套版印刷术起源于中国古代文献的注疏。中国古书中的阐释学十分发达，比如司马迁著有《史记》，刘宋时裴骃对该书作《集解》，唐代司马贞作《索隐》，张守节再作《正义》，通过层层阐述，使得人们对原书有了更丰富的理解。但是在传写过程中，正文与注文容易混淆，于是人们用不一样的颜色的笔分别来抄写正文和注文，比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是“以墨书经本，朱字辨注，用相分别，使较然可求”。
现已知最著名的早期套印书籍是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资福寺套印、无闻和尚注释的《金刚经》，由于套印技术在操作上有一定难度，这种印刷方式早期并不普及。直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闵齐伋套印出了朱墨本《春秋左传》，自此之后的几十年套印本大放异彩，仅吴兴闵、凌两家就出版了一百多种套印本，本书中的《闵刻凌刻：让黑白变成五彩》一文，讲述的正是相关细节。
在套印本中，版画一向被目录版本学界视为单独一类，如果以时代论，套印版画要早于文字套版。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内发现了三幅彩印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像》，其印刷方式与传统的漏孔印染花布技艺相类似，这种印刷方式与主流的套版印刷有一定区别。套印版画的盛行基本与套色文字印刷的盛行并行。套印版画中的最著名技艺乃是饾版、拱花，这种技术一直被公认为中国对印刷术的独献。而饾版、拱花究竟是谁发明的，本书中的《胡正言：十竹诸笺集大成》一篇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随着时代发展，中国的传统印刷技术开始受到西方印刷术的影响和冲击，战争结束了中国与国外的隔绝状态，中国开始“师夷之长技”，“师夷”的第一步就是翻译西方著作。第二次战争后，西方教会的传教事业在中国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为了传播宗教思想，他们专门发明了中文铅字技艺。但是由于中国文字数量太多，在制作字模方面成本巨大。1834年，法国人勒格朗对汉字进行排列组合，经过合并分类，创造了叠积活字，这套活字送到澳门后印刷了不少宗教书籍，后来这套字模运到了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接着又转到了上海美华书馆。但是叠积字拼出的中文活字并不美观，不符合中国人对于文字美的追求，所以叠积字印本难以推销。华花圣经书房又制出了其他中文活字，该书房迁到上海后，发明了电镀字模，使得铅字可以大量印刷。
捷裔德国人塞内费尔德发明了石印技术后，1828年传教士在巴达维亚印刷所用石印技术印刷中文书籍，1876年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点石斋石印局，所印《点石斋画报》影响巨大。但是点石斋石印局并不是最早在中国使用石印技术的出版机构，净雨在《清代印刷史小记》一文中称：“中国之最早用石印术者，或谓为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之土山湾印刷所，时在清光绪二年（1876）间。”然而，邹振环在《疏通知译史》中谈到净雨的这段叙述显然不准确，因为早在1832年底，麦都思就在广州设立了两个石印所，并且1843年底麦都思抵达上海后，创建了墨海书馆，也曾采用石印。虽然净雨的记述在时间上有误差，但在石印术的传播链上，土山湾印书馆的确是一个重要环节。美查创办的点石斋石印局所聘请的石印技师邱子昂就是来自土山湾印书馆，本书中专有一篇《土山湾印书馆：让孤儿们有一技之长》讲述土山湾印书馆在印书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叠积字传播的同时，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戴尔等人试制的铅字在香港英华书院流通，这套铅字被称为“香港字”。关于这套字模后来的情况，张秀民、韩琦合著的《中国活字印刷史》中说：“后来传入上海，在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使用，后又传入北京的同文馆，用来印刷科学和宗教书籍。”
北京的同文馆又称京师同文馆。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再次入侵，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临行前授恭亲王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负责中外交涉。当年十二月初三，奕与文祥等人联名上奏《钦差大臣奕等奏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首次提出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提出开办“外国语言文字学堂”，此即后来的京师同文馆。设立此馆的缘由正如奕等大臣在奏折中所言：“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
为了解西方，同文馆翻译了《万国公法》。对于该书的价值，谭嗣同在《报贝元征》中认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亦即《公羊春秋》之律。”对于该书的重要意义，邹振环总结说：“如果说战争是从事实上击溃了清政府奉行了百来年的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的话，那么《万国公法》可以认为是从理论上打破了清王朝那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愚昧颟顸的观念。”京师同文馆还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本书中专有一篇《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中西合璧译与印》讲述同文馆的创设及译书过程。此外，京师大学堂编书局及学部编译图书局等都与之有相应关系。
西方印刷术对中国出版业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技术与新思想。鲍咸昌曾在美华书馆做过排字工人，后来与夏瑞芳、鲍咸恩等在上海创立了商务印书馆。该馆创立于1897年，到1903年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引进日资。金港堂为日本最大的教科书出版机构，具有很强的技术力量。与金港堂合资使得商务印书馆在短期内掌握了凸版、平版和凹版三种印刷技术，同时拥有了先进的印刷设备，使得该馆一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
此后，陆费逵创立了中华书局，另外上海还诞生了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等重要出版机构。按照1937年王云五在《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中的统计，1927年至1936年中国共出版新书近4.3万种，其中商务、中华和世界三家占总出版数的65.2%。他们何以能够占据中国出版业的大半，本书中的《中华书局藏书楼：四部备要，古今集成》《印有模：执掌商务，引进外资》《吴镜渊：挽狂澜于既倒》等篇皆有相关论述。
晚清民国时期，是一个中西碰撞、交流与融汇的时期，尽管西方新的印刷技术开始大行其道，但仍然有很多人喜爱传统书籍的形式。民国期间就有很多大藏书家专门请名手用雕版来刊刻书籍，其中最著名的刻版人名叫陶子麟。陶子麟曾为许多大藏书家刻过书，其中就有南浔大藏书家刘承幹，当然为嘉业堂刻版的不止陶子麟一位，因为嘉业堂的版片堆满了数个房间，这些版片大多都留存至今。
到如今，仍有一些民间传统文化继承人在雕刻书版，其中最著名的是陈义时先生。本书中专门谈到了陈家几代传承此技艺，并将其发扬光大的过程。但是，在当今的现实状况下，使用传统雕版方式来做书，更多的意义在于传承这项技艺。以这种方式来制作书籍，不但花费巨大，出书速度也很缓慢，这两个缺点都不利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的典籍之美，于是以传统装订的方式影印出版古籍，成为最佳折中结果。当今有数家专门从事古籍影印出版的公司在业界颇有好评，有代表性的两家分别是萧山古籍印务公司和华宝斋，本书通过实地探访来讲述他们创建公司、复制古籍的曲折过程。
在经历了千百年的火、水、兵、虫四厄之后，留存于今的许多古籍不免有所残损，因此古书修补一向是中国书业的保留项目。十余年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在此中心的推动下，古书修补行业有了长足进步。本书中讲到的中友修复公司乃是该行业中的佼佼者，通过该公司亦可管窥当今私人修书的状况和理念。
总之，我对书有着无以言表的爱，尤其是对中国的古书，对它们的制作的步骤以及所有的相关细节都有着强烈的好奇之心。我想通过这本小书，以点窥面来讲述中国的书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通过对相关历史遗迹的寻访，来讲述自古至今有哪些人为书籍的出版做出了哪些重要贡献。因为历史变迁的原因，有些重要遗迹已了然无痕，还有一些遗迹因为已经写入了其他的书中，故在此不予重复收录。
1500多年前，南朝宋文学理论家刘勰写出了《文心雕龙》，此书乃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刘勰在书中用战国时齐人“雕龙奭”的掌故来比喻善于修饰文辞。在我看来，古人刊刻典籍传播文化，是善莫大焉的一件事，因此我觉得雕版印刷颇有雕龙之意，虽然此意与刘勰所用在内涵上有一定差别，但在事实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故而这部小书以“雕龙”来命名，以此表达我对刊刻和出版典籍的前贤们之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