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到“命题作文”，到如今摆在大众面前的《江苏出版史》（五卷本），近10年时间，勤劳智慧的江苏出版人秉持“开着犁就要把地耕好”的价值观，历经万难，用文字呈现出江苏多彩的文化和出版的魅力，推动全国出版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化。《江苏出版史》（五卷本）是如何诞生的？江苏出版有哪些精彩故事？一起听几位江苏出版人讲述江苏出版的悠久历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简称“江苏人民社”）·思库新近出版的《江苏出版史》（五卷本）是第一部以江苏出版为研究对象的通史性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江苏出版的发展脉络，全面总结了江苏出版的丰富成果，展示了江苏这片土地上文化的多彩和出版的魅力，对做好文化传承、增进文化自信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在由江苏人民社、凤凰新华书店集团联合主办的《江苏出版史》（五卷本）新书发布暨大家谈活动上，著名出版人佘江涛，凤凰传媒总编辑、《江苏出版史》主编徐海，南京大学教授、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常熟理工学院教授、《江苏出版史·清代卷》作者曹培根，一起畅聊江苏出版的悠久历史和精彩故事。
张志强：您为何需要主编这套书？在策划这套书的过程中，有没什么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
徐海：江苏人民社出版的这套《江苏出版史》，不是大众图书，但能有这么多读者参加我们的新书发布会，我觉得这都源于这套书所呈现的江苏出版的传承。
如果不是江苏出版人坚韧不拔，历经数千年努力，《江苏出版史》无从写起。但是究竟从何时算有了出版？是从隋唐雕版印刷开始，是从写本开始，还是从货币符号刻在石头上的时间开始？这很难说。这套书要逻辑自洽，我们最终选择了从先秦开始。这套书写的是江苏出版人自先秦以来，把人类的知识在这块土地上向另外一批人传播的历史，这就是《江苏出版史》的出版对于今天的繁荣景象的重要意义。
《江苏出版史》不是“江苏编辑史”，它包括所有与出版行为相关的大出版概念。这套书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讲图书的发行，今天热闹的场面，跟江苏发行人的努力有关。数千年来，江苏出版人在中华大地上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勤劳，特别是自己的商业价值观，成就了江苏的出版业。我认为，商业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什么作品能够流通？雕刻得更好，组稿得更好，才能卖得更好，这构成了江苏的出版商业圈。
《江苏出版史》也不是“凤凰出版史”。我们很清楚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才成立几十年，江苏人民社也才成立70年。在“当代卷”中，我们详细讲了江苏目前18家出版社，比如南京大学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是怎么运作的，古吴轩出版社怎么成立的，等等。江苏所有的出版单位都能在书里寻找自我的历史。
《江苏出版史》也不仅仅是图书出版史。20年之前有了数字出版，30年之前有了音像出版，50年之前有了CD出版，这套书都讲到了。除了讲“出版史”，还讲到“机构”，比如各种学府，从古至今的各种出版人，到后来的管理机构，包括图书的出版史、管理史、史等，都很有价值。出版的内容有读书、编书、刻书、卖书、评书、藏书，是一个闭环，这套书都涉及了。
其次，作为主编，我谈一谈这套书策划和编辑的缘起与经过。这套书从2014年启动，最初是时任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周琪给我们的“命题作文”。当时我在江苏人民社当社长，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有价值，要去做。以我、府建明、钱兴奇三个人为主，前后用了的时间，中间历尽万难，但我们秉承了江苏人一贯的价值观：“开弓没有回头箭”“开着犁就要把地耕好”。
后来我调到股份公司，事情比较多，只能每天晚上统稿，一直到去年年底才有精力把书稿全部看完。特别是“当代卷”，因为是写我们当代人的事情，所以不能马虎，这一卷我用力最多，每天晚上工作到一两点，每一个细节都改了，对江苏精品化生产做了介绍。这套书凝聚了六位作者、两位主编，以及府建明的努力，还有江苏人民社领导和编辑团队的努力。
这套书的出版是八年磨一剑，当时的很多原始记录都在，非常不容易。我们本着对江苏出版史负责任的态度，坚持到最后。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带动中国各个地方出版史的撰写，梳理总结丰富多彩的中国出版文化。
佘江涛：首先要向编这套书的人致敬。我看任何书时，老会想自己能不能写，自己能不能编。这套书我真的写不出来，而且编不出来。我看到徐总作为主编，中午吃个饭还在那边编，体现了江苏出版人的精神。我自己是很怕编这种书的。
第一，《江苏出版史》是一部文献史，涉及这么长时段的人和事，很不容易做。这是这套书的第一个立柱。
第二，《江苏出版史》是一部叙述史，从秦一直叙述到2008年，怎么把这些史料涉及的人和事，放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框架中呈现出来，很不容易，这又是一个大骨头，等于书还没开始编，已经有这样两个需要搭建好的大立柱。
第三，这套书更是一部江苏出版人的“精神史”。这套书回答了江苏出版何以繁荣这一问题。江苏出版的繁荣与江苏的文化生态、文化氛围、出版人、读者息息相关。从内部来看，我们有非常好的团队和出版的价值观，我们还用商业发展推动江苏出版的可持续发展。江苏的读书氛围这么好，如果我们出版集团、我们一代一代人没有把出版做好，那便愧对江苏，也愧对我们的前辈。
这套书，呈现了江苏文化担当的历史。江苏出版有文化担当，我们坚持内容创新，坚持文化影响力，所以我们的出版自然会有市场竞争力，这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做内容、做文化、做市场。江苏出版一直站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影响的高位，一贯秉持“讲究”意识，讲究内容，讲究细节。我们对出版事业不畏艰难、执着奉献的精神，写就了江苏出版的腾飞之路。
张志强：从古到今，出版人为社会提供了许许多多优秀的精神食粮，也使文化一步步发展。在发明印刷术之前，知识传播、知识传递非常缓慢。古代是在缣帛、简牍上面刻书，缣帛很贵，简牍很重不便携带，才有蔡伦发明的纸张。后来就有了印刷术的发明。“今古文经之争”的时候，在洛阳的太学门口把儒家的经典刻在石头上面，需要到那边去看，才能掌握正确的文本。
江苏是最早采用雕版印刷术的地区。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元稹为好友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讲到了有人“缮写模勒”白居易的诗歌出去卖。大部分学者觉得“模勒”就是“刊刻”，也有一些学者觉得“模勒”并不是“刊刻”，所以在当时江苏地区就开始采用雕版印刷印书了。
还有唐文宗大和九年（835），东川节度使冯宿奏请禁止民间私刻日历。在古代，农民要根据二十四节气去种田，日历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冯宿认为民间私刻不具有标准性，会引起混乱，所以请求官方禁止。
到了明代以后，江苏的出版业就更繁华了。凤凰出版社出版了《苏州刻书史》，这本书是《江苏出版史》的一部分，它偏重于介绍雕版印刷时代的历史。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四说：“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所以从质量的角度来看，江苏地区的图书质量非常好。江苏地区经济富裕，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刻书事业。
明代南京的三山街书房林立，大众出版很繁盛。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小说从元末明初写起（“楔子”），一直写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幽榜”）。当时的科举考试要有科举读物，帮生参加科考，正如今天的教辅读物。大众出版、教育出版都是出版史的一部分。
到了清代，江苏有很多著名的藏书家，这些藏书家收集了许多精美的书籍。江浙地区状元特别多，出版也作了贡献。出版的内容丰富，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助力。
扬州诗局刻《全唐诗》把唐代的诗歌全部保留下来。上海开埠后一段时间属于江苏，那个阶段如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等，某一些程度上也是江苏的一个贡献。另外我们还有寺院的经书刻制，如清末的金陵刻经处，现在位于南京市淮海路35号，金陵刻经处到现在依然使用雕版印刷来印刷图书，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
如果去看雕版印刷的图书，在古代要生产出一本图书是多么不容易，刻字的工人一天只能刻三四十个字，然后专业的印工一天也就只能印两三千字，不像我们现在只要印刷机一开，一两千册书一天之内就可以印好。
到了民国，江苏的地位就更重要了，中华民国定都南京，这里出现了许多机构，如正中书局、中央研究院等。他们的出版物、期刊、图书等，都丰富了江苏地区的出版活动。
到了当代，江苏出版的成就更大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世界50强中排名第十，总资产在全国排第一，我们把这些历史都浓缩在了五卷本的《江苏出版史》中。
张志强：曹教授是做藏书史研究的，而且在清代藏书史研究方面着力颇多。请曹教授分享下关于清代江苏出版的特点，另外出版在清代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也请曹教授分享一下江苏出版在现代出版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曹培根：江苏物产富庶，人文荟萃，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作为中国经济开发较早的省份之一，多朝政治中心南京是中国南方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大运河开凿后的扬州是东南财赋、漕运、盐铁转运枢纽，明代中叶以来苏州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祥地区之一，晚清开埠后的上海从海滨县城渐渐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江苏特殊的地区优势、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确立了清代江苏文化大省和中国出版中心地的地位。
清代江苏官府、私刻、书坊三个系统并驾齐驱，各有特色。清政府在江苏区域实施的编撰出版活动，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四月徐乾学奉命在苏州洞庭东山设书局修纂《大清一统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曹寅奉旨在扬州创办扬州诗局校刻《全唐诗》，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至五十二年（1713年）曹寅、李煦、孙文成等奉旨于扬州书局刊刻《佩文韵府》，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阿克当阿奉旨在扬州刻成《全唐文》等，从一个方面反映江苏在全国的出版水平。
江苏官刻地方志品种多，门类全，列全国之冠。江苏设立官书局江南书局等也较早，所刻《隋书》等书校勘精当，超过殿本。由于江苏书院的名师多，编书、著书、刻书质量甚高，作为官府刻书重要组成部分的江苏书院刊刻的“书院本”图书，如南菁书院所刻《皇清经解续编》《南菁书院丛书》等也以校勘严谨、质地精良而著称。
清代江苏的寺观藏书刻书在我国古代藏书史、印刷史、翻译史以及教育史、学术思想史、文化交流史上具备极其重大的地位。江苏有经书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扬州江北刻经处、无锡万松院恒记经房等，清末镇江金山寺僧宗仰主持编印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为我国近代出版的第一部铅印本《大藏经》。清代江苏著名道士、道姑刊藏与著述也颇丰。
中国私家藏书，属于综合性的学术文化活动。江苏私家藏书历史悠远长久，数量多，特别是清代，私家藏书几乎全在江苏、浙江，而江苏的藏书家又大多分布在在江南地区。藏书、校书、抄书、著书，是藏书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家藏书目录自然是必备之物，而其中亦有以己藏刊刻者。
明末清初以来，江苏出现了毛氏汲古阁、席氏扫叶山房、张氏借月山房等在中国出版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私人出版家。黄丕烈素有“乾嘉以来藏书之大宗”“目录学之盟主”“版本学之泰斗”之誉。黄氏以其丰富的藏书和在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领域独到的思想与实践，使清中期乾隆、嘉庆间的收藏界呈现以苏州黄丕烈藏书为中心的“百宋一廛”时期。
清代坊刻兴盛，刻书数量很大，江苏的南京、苏州、扬州又是书坊大多分布在地区。坊刻版本虽不如官刻、家刻精美，但营销有方，在便民和繁荣市场、普及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江苏各类出版物丰富，尤其是在丛书、总集、别集、报刊、翻译图书、科技图书、宗教图书、少数民族图书等的出版方面领先全国。
在出版印刷技术方面，清代江苏官刻动员一切财力、物力、人力，将古代出版技术推向极致，扬州诗局本反映出当时扬州写样、雕印艺人的高度技术水平和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晚清江苏金陵、聚珍、江苏、淮南四家官书局所刻书也体现出江苏的出版水准。
江苏大量的家刻以精校著称，坊刻以市场为导向，在出版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上作用甚大，版刻内容与工艺精致方面也多有亮点。江苏学者的精美写本不仅以学术性因素传世，而且在传抄形式和技术上多有创新。
上海开埠后，江苏最早领风气之先，使用现代出版技术，特别是报刊业形成现代新的出版业态。
江苏清代出版物的经营、流通也在全国领先，江苏又是清代出版物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书目丰富多彩，尤其是藏书家的书目和题跋详细著录藏书、刻书情况，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第一，提供了现代出版转型的生态环境：文化土壤。江苏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是文化沃土。江苏城镇化程度高，读书人口多，文化消费旺。江苏特殊的地区优势、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确立了江苏为中国的文化大省和中国出版中心地的地位，以及在现代出版转型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
明后期以来，江苏一直是全国图书市场重要集散地，全国四大图书集散地中江苏就有南京、苏州二地。藏书家集中，书商云集，书市兴盛。江苏繁荣的书市，特别是近代上海出版业的市场营销，出版市场经济萌芽，能够说是江南社会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重要标志。民众要求我们的出版，这是我们转型的一种基础，或者是一种文化的基础。
第二，提供了现代出版转型的方法途径：文化交融。江苏领风气之先，最早使用现代出版技术，促进了报刊业等现代新的出版业态的形成。中外文化在这里交流，江苏的出版物很早就流传到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促进了我们的文化传播。清代江南的书船贸易，将南书北运，成为国内图书流通的一大通道。书船还通过海运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的图书贸易和文化交流，而这种中书外运、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作为东西方文化双向的交流过程，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互鉴互融，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第三，提供了现代出版转型的支撑条件：文化人才。江苏作为人才高地，科举取士多，历代政府的大型出版物多有江苏学者参与，学术繁荣支撑着出版繁荣。江苏的著作物是全国最多的，我们的人才也是全国最强的，可以说历代政府的出版物都有江苏学者的参与。晚清以来出版转型，江苏学者各领风骚，引导时尚。例如江苏一批文人从事报刊编辑出版活动，呈现出报刊人、出版人与作家融为一体的饶有趣味又值得重视的独特文化现象。江苏的文化精英在现代出版史和中国现代转型事业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