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由匠人毕昇总结历代雕版印刷的经验，制成了胶泥活字，最后实现了排版印刷。这不但是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这也是目前公认的史料记载。
然而，2010年，在北京举行一次契丹文物精品展览会上，有一箱1440个契丹文石活字，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目光。据有关人士初步推测，这批石活字制成时间大约在公元983年至公元1012年之间。紧接着，又有多位国内著名收藏家，先后倾巨资搜购到大量契丹文铜活字、泥活字，以及大量契丹雕版与活字印刷的汉文或契丹文的印刷品，这中间还包括佛经、科举用书、医书等等，中国活字印刷术的时间大大提前。
据于志勇介绍，我国最早的“书”是刻写在龟甲牛骨上的，后来发展到刻写在竹简上。有了毛笔与墨后，人们虽能把“书”写到任何材料、任何地方，但不易保管，而且不易复制。受青铜器铭文的启发，人们把书籍内容写在木板上，雕刻出能够适用于印刷的木版——这就是最早雕版印刷，比用手写快多少倍。可是用这种方法，印一种书就得雕一回木板，费工费时，且无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书籍，而要印刷一些字数很多的书籍，往往要雕好多年，一旦这些书不再重印，雕好的木板只用了一次就完全没用了。
“据《辽史》记载，辽太祖生前大约921年，就已经用‘国字’印制出普及契丹大字的《字书》和部分儒家经典了。”于志勇说，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民族，在长达1400多年的历史中，契丹先后建立了数个政权，不但绵延了500多年，还创制了自己的文字。
契丹文字有小字、大字之分。契丹小字一般在民间使用，是借用了回鹘文的拼音方法和汉字的反切法而创造出来的拼音文字。而契丹大字则整理颁行于公元920年，当时称为“国字”，通常用于国书、印章等正式公文，是契丹人长期与汉人生活融合过程中，借用汉字隶书增添笔画，借用偏旁部首，组成了“胡字”，整理而成的。
有专家考证，为了普及和推广契丹大、小字和阿保机“大德治国”的方略，尽快印制出普及契丹大小字的《字书》和儒家经典，契丹人受印章刻制的启发，把印书需要的字都刻成一个个大小相同、高矮相同的单字印章，然后把它们按书籍内容排列，分段起首用空白字填充，把它们固定在结实的框架内，字下用泥或蜡垫平，上面用平板压平，再用火将泥蜡烘干，使活字结合成一块平整的活字雕版，上面涂好墨，就能反复印书了，这应该就是最早的石活字印刷术——有人甚至大胆推测，契丹人刻制的契丹文活字应该是就地取材，选用了辽上京附近盛产的巴林石。
于志勇认为，目前国内契丹文专家非常少，石活字的发明，引发了活字材料的广泛选择，先后有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问世，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大辉煌成就。
继2010年6月22日笔者首次在“契丹文明密码解读文物精品展”上，亮相契丹文石活字九箱一万二千九百六十字后，又先后传来北京收藏家王加勋先生倾巨资搜购到三箱契丹文铜活字二千八百八十字，两箱契丹文泥活字一千余字，梅华等几位先生搜购到三盒契丹文木活字八百四十字的壮举。以前专门研究古籍善本的王加勋先生，还斥巨资从民间收藏品中拣选爬剔出，一批据他讲是契丹雕版与活字印刷的汉文或契丹文的印刷品。其中有佛经、科举用书、医书、兵书、春宫图等等。
至此，似乎可以说证明契丹活字印刷术客观存在的实物凭据，已初步勾勒出契丹所建立政权，印刷术发展的较清晰轮廓。虽然这批活字和印刷品，还需国家组织专家最后认定，但经民间部分学者专家初步鉴定，活字基本没太大问题，仅木活字、泥活字尚有些疑点等待工艺、材质专家进一步细鉴外，已经基本具备了提交国家机构进行最后科学认定的条件和资格。印刷品除几册蝴蝶装书可以暂推测为宋或宋以前印刷或绘制的外，其它如包背装、线装书的断代尚在研究之中。尽管这批契丹活字印刷术实物还不够尽善尽美，有些枝节疑点尚待排除，但它已为我们解读契丹文明密码，特别是维护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提供了一套较为有前途的系统的实物证据，为弥补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最强大国家契丹未见记载的缺撼提供了可能。
契丹族做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的民族，在中国古代曾建立了国祚长达三百余年的大辽（大契丹）政权，创造了辉煌的令后人瞠目结舌的一代契丹特有的文明。契丹文活字印刷术实物凭据的发现，再次证明契丹文明确实出乎人们预料的辉煌，其真实程度应是当时人类文明中最绚丽的奇葩。契丹文字的发明及契丹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应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的契丹族对中华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
契丹大字整理颁行于太祖神册五年，即公元920年，当时称为“国字”。据《辽史》记载，太祖生前就已经用“国字”印制出普及契丹大字的《字书》和部分儒家经典。时间大约在921年。目前虽无证据断定这批印刷物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但从出土活字实物发展脉络与尚未发现契丹大字印刷雕版的事实（作者觉得契丹文雕版肯定存在，问题是不是契丹大字和雕版的镂雕时间是否在太祖时期。）来看，契丹大字九箱12960枚的石活字，应是最早的受印章雕刻影响，参照雕版印刷术优缺点而首批雕制的契丹大字活字。如果契丹大字的《字书》是活字印刷术印刷的，那它一定就是拿这批九箱12960枚的契丹大字石活字印刷的。因为所有契丹大字活字实物中，从各种鉴定角度来看，这批石活字的雕制时间都是最早的最原始的。
如果这部《字书》是以这九箱契丹大字石活字印刷，那它就是中国最早的活字印刷出版物，比宋代毕昇的泥活字发明要早150年。《字书》也是已知中国古代唯一的一部石活字印刷书籍，比中国历史上的石印照相印刷术早了900余年。《字书》还是中国古代最早用少数民族文字印刷的书籍，比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早了近300年。尽管因战乱，《字书》没有流传下来。但所幸印刷《字书》的契丹大字石活字得以保存至今，实乃不幸中的万幸。
石活字应是活字印刷术的源头，石活字直接源于印章，是受印章刻制的启发而产生。辽上京附近盛产巴林石，巴林石质细腻，硬度却比一般印石软，宜于治印或雕刻，为上乘印料。很多契丹人的印章，都是以巴林石刻制。于是契丹人就地取材把印书需要的字都刻成一个个大小相同、高矮相同的巴林石单字印章，然后把它们按书籍内容排列，分段起首用空白字填充，把它们固定在结实的框架内，字下用毛毡垫平，上面用平板压平，四周再用楔形板条使字牢牢固定，使活字结合成一块平整的活字雕版，上面涂好墨，就能反复印书了，先进的印刷方法——石活字印刷术应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有人说石活字不粘墨，印刷质量不会好。笔者曾用印泥、墨汁、油墨、水彩颜料等做石活字印刷试验，除墨汁过稀时印刷质量不好外，只要墨有一定粘性，印出的字都很清爽。如今，宁夏西部影视城的活字雕刻艺人任振斌，已成功地用泥、木、石三种活字为游人做了上千次印刷表演。印刷了上千首活字排版的西夏文诗歌。事实上石活字完全胜任印刷任务。
石活字虽能印刷，并为印刷契丹文典籍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契丹文化的发展，印刷典籍需要量的急剧增长，石活字开采刻制费工费时，成本过大的弊病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契丹文泥（陶）活字应运而生。王加勋先生近年购藏的两盒契丹文泥（陶）活字一千余枚，应是契丹研制泥活字很好的实物凭证。。因为据王加勋先生讲，泥活字是从一座荒芜的辽塔出土，总数约十七八盒，伴随契丹文泥活字一起出土的，还有两盒千余枚古代不知名文字（据有关专家辨认，认为可能是古回鹘文）的泥活字，似乎是来证明这批泥活字的身份确属古代契丹人所制。因财力所限和当时对活字认识还没达到现在程度等原因，王加勋先生只买了其中的两盒契丹文及两盒不知名文字的泥活字。每当想起这件往事，王先生还为当时没多买几盒活字懊悔。
泥活字浑身粘满腐泥似的黑色包浆（据推测，似乎是干结的墨迹，即炭粉），其貌不扬。形状为边长与高均为17毫米的正方形，约等于现代特号铅字。泥字外表呈灰白色，整字经过低温烧结，已成陶状。敲碎后，字体内为灰黑色粗质胎土，烧结状态不佳，但表面坚实度已达某些特定的程度，估计已能满足印刷要求。正方体上阳镌四四方方、笔划粗细相若的契丹大字，字形拙稚、朴实。字不像雕刻，而像模印。笔者臆测：可能是先做出边框与印框相近的泥盒范模，然后用阳文反字的石活字，压制出阴文正字模腔。泥盒范模烘干后，即可用来制作字泥块，把和好的泥填满范盒刮平，倒出字块，锯开，进炉低温烧结后，就成了一盒活字。目前这两盒契丹大字泥（陶）活字的确认正在研诗当中，如果和它一起出土的两盒不知名文字泥活字的身份得到确认，是中古时代某民族的文字，那这两盒契丹大字泥（陶）活字的身份也可以立马得到确认。否则，就要经过热释光或碳14的断代测试确定年代。
从泥活字表面形态看，这批泥活字似乎使用过，表面的黑色物质如能经过检测，确定为古代墨的成分，那泥活字的真赝之谜就会大白于天下。从活字印刷术的形成规律推测，契丹泥活字应产生于辽太宗天显中后期至会同年间。此时是辽早期少有的和平年代，政策宽松，吏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文化事业也有了长足进步，契丹文泥活字在此时应运而生，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是契丹文化发展的要求，不足为奇。泥活字的产生灵感似应来自雕版技术，雕版木板备好后，要把写在薄纸上的书文反贴在木板上，雕工按反文雕刻成版。而泥活字是将阳文反书石活字，用泥模压成阴文正书泥范腔，然后用泥范腔模压阳文反书泥活字版，切割焙烧成活字。
此时契丹活字印刷术，应已形成两个产生过程完全不同的体系，一个是雕刻法，一个模铸法，都分别向更轻便更迅捷更易制的方向发展。不久，大约在辽景宗保宁年间，雕刻法就慢慢的开始了木活字的制作。木活字是任何一个搞雕刻的人，拿一块板子都可以雕出来，技术单纯，培训容易。故而很快就取代了石活字和泥活字。辽朝境内当时盛产一种香柏本，材质坚硬，密度大，遇水不会烂，不会发黑，具有不易变形、耐磨等特性，特别适宜雕木活字。辽代木活字大多以香柏雕制，这是鉴别辽代木活字的重要依据，因为香柏在原辽境内已经绝迹，老香柏珍贵得已堪比黄金。一套木活字约需一两立方木材，加上人工和销售成本，任何人造假都会无利可图。而用别的木材冒充，极易辨别。所以，契丹文香柏木活字相对可信度较大。从目前王加勋、梅华等收藏家手中购藏的几盒木活字看，基本都是古香柏木雕制，加之深沉自然的包浆，经专家初步鉴定应是契丹木活字真品。
由于泥活字、木活字的加入，极大地推动了契丹印刷业的发展，到圣宗统和初年，五京内基本都有了专门干印刷事务的书店，铺子、作坊等，各大寺庙也都有了自己印刷佛经佛书的作坊。这时的木活字各种字号齐备，各种佛像、世俗人物插图版都镂刻的精细入微，显示了契丹活字印刷术已进入成熟繁盛阶段。这时，象征活字印刷术顶尖技术的金属活字印刷术已悄悄向契丹走来。
大约是在辽圣宗统和年间，精美的铜活字横空出世，，据推测，铜活字的制作应是参考了泥（陶）活字模铸法和先进的铸钱工艺综合研制。它的工艺流程大约为：1、由写手在有按规划好字格的（留有锯锉加工量），薄而透明的纸上，写出标准正字；2、把写好标准正字的薄纸反贴在事先备好的，厚度约18毫米，长宽约与盛装石木活字木匣稍大的木板上；3、由雕刻工把木板雕成反书阳文印模版；4、在事先刮平的范盒内用印模版压制出阴文正书活字型腔，设好流道浇口，取出印模版，阴干后盖上后板捆绑结实，一个范盒即告完成；5、浇铸，可一个范盒一个范盒地浇铸，也可以多个范盒连浇连铸；6、打碎泥范盒，取出活字版锯开，锉磨抛光，质检入库，制作完成。1-3项与木活字制造工艺一模一样，只不过在刻字要求上不一样。印模一定要求清根和不留刀痕，而木活字不会有这种要求。有的人觉得契丹人可能就是以雕好的印书雕版精细加工后直接印模，作者觉得契丹人有很大的可能性选择这种作法，因为它确实省工省料省时间，不失为一个多快好省的好方法。
为验证这批铜活字材质的真伪，我们在中国收藏家协会科学技术部对铜活字材质成份，进行了x射线莹光分析测试。结果铜活字材质成份为：铜80.12％，镍13.20％，锡3.78％，铁1.54％，银0.81％，锌0.42％，金0.06％。检测结果，使我们确信：1、此材质是古老的铜镍锡合金，非现代合成材料；2、镍的加入增加了合金的强度和耐磨度，镍是以高含镍铜材加入获得，而非以单质镍的形态；3、经过查找，我们在辽长春州钱监中找到了镍锡含量与活字相近的白铜钱，这证明活字材质来源是原产于辽长春州某矿山的高含镍铜矿石。这批铜活字材质的选定，说明契丹人在金属材料学和金属铸造学方面已有了很科学的认识，起码掌握了用高含镍铜矿石改变铸件品质的技术。
契丹铜活字的试制成功，是在辽宋两国在争当中华文明中心最激烈时期诞生。辽朝在景宗初年应已确立了以夷华平等为号召的佛教为民族主体意识的政策。朝廷皇室带头推崇佛教，并在保宁六年十二月戊子，首开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的先例。在朝廷和皇室的倡导下，辽国佛教呈爆炸式发展，境内寺庙林立，教徒遍及朝野山林，佛学研究如火如荼，辽高僧著作风行海内外，到辽圣宗统和初年，辽国已俨然成为当时世界佛教文化中心。为适应这种文化中心日益迫切的刻印佛经的需要，辽代各种印刷佛经的技术都得到了大普及与大发展。当续刻房山石经、雕造《契丹藏》两件佛教大事被提上辽圣宗议事日程，估计这时，契丹文、汉文两套铜活字也就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了。
契丹文、汉文两套铜活字，用没用于印刷《大藏经》和其它印刷品，因至今未发现可对应比照的实物，故只能暂时存疑待考。但从史籍记载来看，汉文铜活字投入印刷应是确定无疑的。近年辽代三塔（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河北丰润天宫寺塔、内蒙古自治区 巴林右旗辽代庆州释迦佛舍利塔(俗称庆州白塔)。）发现的309件辽中晚期佛教印刷品，虽然初步鉴定都认为是雕版印刷，但依笔者观察，里面应混有活字印刷品。据《辽史·本纪》记圣宗开泰元年八月丙申朔，“是日，那沙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的记载，和在高丽及宋朝发现的众多辽圣宗时期契丹高僧的著作，如燕京僧澄渊撰《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评集记》，常真述《俱舍论颂疏钞》，非浊的著作《随愿往生集》、以及觉苑、行均《续一切经音义》、《龙龛手镜》等，可知当时书籍印刷规模应异常浩大。铜活字印刷术此时投入印刷，应是恰逢其时。
以《契丹藏》为例，据史书和文献记载，《契丹藏》刻成后，曾先后送给高丽王室大义天和尚五部，后来高丽慧照 国师到辽朝，一次就买回《契丹藏》三部，对高丽朝第二次雕印藏经有很大影响。据文献和碑 刻记载，有辽一代刻印庋藏《契丹藏》的地方还有：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重熙年间曾庋 藏一藏；志智和尚曾在燕京募化造经一藏；咸雍年间信士邓从贵舍全部家资在阳台山清水 院 (即今北京西山的大觉寺)龛措藏经一部；大安年间析津府安次县刘维极等建所庋藏《契丹藏》 为”留万载之名”；涞水县信士董某舍其家产为金山演教院”构大藏一座，印内典五百余帙 ，在中龛置”；今辽宁义县厅峪道院佛宫也曾置《契丹藏》一部等等。可见《契丹藏》在辽朝境 内和高丽朝当时都是普及较广影响很大的。可惜惨遭金灭辽时的战乱，境内所藏都早已亡佚 ，没有一件实物存世。这些著作中，笔者相信其中一定有活字印刷的著作，但里面有没有契丹文活字印刷品尚不知晓，也许永远是个谜。从目前王加勋先生选购的契丹文活字印刷品看，还尚难准确认定是否是以发现的几种契丹文活字印刷。
以王加勋为首的收藏家们这一年的努力卓有成效，虽然他们搜集的契丹文活字印刷术作品，尚不能做为准确无误的具有法律依据的实物凭证。但最值得宝贵的是这些契丹文活字和印刷品实物，实实在在地显示出契丹活字印刷术的发展轨迹，有几件活字实物还经受住了严格检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从国内外发现辽代典籍中，到目前为止还未曾发现，那怕一张用契丹文活字印刷，经得起科学检验测试鉴定的印刷品。故此，人们对王加勋先生购藏的多种契丹文印刷品持怀疑态度，能够理解。好在这批活字和印刷品在社科院所做的碳14断代检测，近期即可得到结果。届时，一切就可真相大白。笔者和王先生的朋友一样，真心祈盼这批契丹文印刷品经得起科学检验测试，解开历代典籍没有契丹文印刷的疑谜。
在契丹文印刷品未经鉴真之前，侈谈契丹文活字印刷术在世界印刷史上的地位似乎尚嫌过早。其实不然，纵观契丹大小字在契丹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笔者感到契丹文活字在太祖太宗时代是实用意图大于象征意义，而发展到景宗圣宗时期契丹文的象征意义已大于实用意图。即契丹统冶者在努力推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普及契丹大小字，遇到的阻力需要几代人才能克服，普及收效甚微。就把“国字”变为“大礼之字”，缩小了应用限制范围，把原来准备全民使用的契丹文字缩小到仅限于统治阶级上层内部使用，把契丹文字视为国家机密。只用于刻纪功碑，符牌，钱币，墓志，祭文，殉葬器物铭文，著部乡里之名，符祝，写诗译经书等。基于此种事实，契丹文石、泥、木、铜活字，笔者臆测大慨都没有大量投入印刷，印出的少量印刷品估计已毁失殆尽。能流传至今的契丹文活字印刷的纸制印刷品，其珍贵程度应不亚于凤毛麟角。
圣宗末期与兴宗时，契丹文活字的意义已主要在于向世人宣示，契丹民族是一个伟大文明的民族，彬彬不异中华，是真正的“大中央”之国。契丹文活字已不是印刷工具，而仅是个供人学习瞻仰的文物而已。契丹汉文、契丹文活字的发展轨迹表明契丹文明，是上承隋唐，下传夏宋，是真正的中华正统。从石活字出现（921年？）到木活字使用（938年？），从泥活字诞生（974年？）到铜活字铸成（1000年？）契丹人用近八十年时间把活字印刷技术圆满地推向当时世界科学技术最高峰。并通过馈赠、赐予，贸易等方式把科技成果推广到四周的国家，如高丽、日本、西夏，宋朝及那沙等中亚国家。五十余年后（1041-1047年间）宋朝的毕昇学会了泥活字印刷术，100年（十二世纪）后西夏人试行了木活字印刷术，238年后高丽人铸造出铜活字，450年后德国人谷登堡（约1394-1468年）研制出铅合金活字和木制印刷机，开创了印刷机械化的先河。
从以上时间排序，可见契丹文活字印刷术是世界印刷术的源头，契丹是发扬隋唐印刷术的嫡系传人，是中华民族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的真正发明人。事实也证明契丹当时不仅是世界佛教文化中心，而且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文化中心。希望今后世人谈到中华民族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时，不要忘了真正的发明人——契丹人！一个已经把自己全部血肉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契丹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