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这是一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人民为中心、具有非常明显制度优势的道路，为创造美好生活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坚实物质基础、强大精神动力与科学制度支撑。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蕴含并展现着中国智慧，其最重要的包含：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智慧，以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为主要内涵的思维智慧，以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为大多数表现的文化智慧。这些中国智慧，展现出美好生活中国道路的鲜明特质。将视野放得更长远、更广阔，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展现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旺盛生命力，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所塑造的生活方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
张耀铭:《数字时代印刷媒介的危机与变革——基于传媒历史的视角》,《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
【摘 要】11世纪中国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此后的800多年里虽然代有改进，但始终未能替代雕版印刷术而成为主流。究其原因，在于技术、制度、文化、经济层面的因素阻碍了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的推广。15世纪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新的活字印刷术，标志着机械化、分工化、批量化的书籍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大大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的进程，建构了印刷媒介，使人类进入印刷文明，并塑造了今日世界。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数字技术革命的多次冲击，印刷媒介逐渐失去了曾经的权威。危机或许就是转机，也许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历史性的转折。我们正真看到，新兴媒体正在雷霆出击颠覆印刷媒介的结构和形式，倾力一搏创造数字媒介的新功能、新形式和新观念。印刷媒介正走向数字化转型的自我救赎之路，媒体融合充满了张力，许多传统媒体人正在上面做着充满想象力的探索。
朱剑:《在路上：中国学术传播数字化转型三十年回望——以学术期刊的转型为中心》,《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
【摘 要】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激光照排系统的应用，数据替代了铅字，为转型奠定了基础。此后沿着知网和期刊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展开：针对学术期刊分散布局、不成体系、缺乏规模而无法构建数字出版传播平台的现状，拆解期刊以单篇文献汇成大库的“知网模式”开启了中国学术数字出版传播的先河，但知网却将本应是主角的期刊人排除在外，独自充当了数字出版的唯一主体，期刊人只能以纸本出版主体的身份进入数网时代，两个出版主体并存的局面就此形成。为了坚守学术期刊出版主体的身份，部分期刊人展开了“内容为王”和“品牌建设”的讨论与实践，另一部分期刊人则全面考察了国际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现状，开始了从“借船出海”到构建专业化期刊集群和自建数字出版传播平台的尝试，但大多数学术期刊仍停留在以纸本为中心的传统时代。2019年多部委联合发起的培育世界一流期刊行动为学术传播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动力，转型仍在路上。
武海宝:《金融垄断资本积累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
【摘 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美国所开创并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垄断资本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美国新自由主义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进行统治的一套社会制度、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积累有其上升期和下降期，二者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当金融垄断资本处于积累的上升期时，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兴起发展，高歌猛进，成为推动金融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当金融垄断资本处于积累下降期时，新自由主义也遭遇危机，并向右翼民粹主义转化。右翼民粹主义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发展出的一种更加反动的形态，是新自由主义由衰落而走向解体的形式。
李乾坤:《金融衍生品的社会哲学——对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当代意义的探讨》,《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
【摘 要】金融衍生品作为一种风险的商品形式和资本的融通机制，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提出了挑战。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以此为基础的货币理论是分析金融衍生品的有力理论工具。马克思将价值的本质理解为商品的社会关系，并必然以货币为表现形式，货币在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中有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内涵了资本逻辑。按照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JP2]金融衍生品因为构成当代全球范围内不同资本交换的融通中介，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因而是一种独特的货币。金融衍生品作为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关系，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第三次剥离即资本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的剥离，它使得资本的统治更加抽象，同时加剧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金融衍生品将时间和空间维度纳入自身机制，使得加速成为当代社会最显著的现象之一。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对金融衍生品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推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增强对资本逻辑的认识，避免金融资本主义的消极后果。
毛昭晖、朱星宇:《新型腐败的特征与类型——警惕传统型腐败向新型腐败的嬗变》,《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
【摘 要】文章立足于新时代正风肃纪反腐的大背景，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新型腐败嬗变的过程与方式、新型腐败的基本特征和新型腐败的主要类型等三方面做分析探讨，提出了新型腐败嬗变的三个阶段：腐败个体的蛰伏期、腐败文化的内化期和腐败互联攀爬期。嬗变的主要方式包括：替代、转化和混搭。新型腐败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四个方面。腐败主体的逻辑关联：从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嬗变；腐败收益的因果关系：从显性因果向隐性因果嬗变；腐败的利益属性：从违法利益向合法利益嬗变；腐败工具：从传统化工具向智能化工具嬗变。提出新型腐败的四种基本类型：“隧道挖掘”利益输送型腐败、“俄罗斯套娃”隐匿型腐败、“未公开信息”套利型腐败和“软权力”影响力型腐败。研究证明，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型腐败占比增大是导致腐败存量还未清底和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加大对新型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完善新型腐败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政策选择。
张海波:《中国应急管理的适应性：理论内涵与生成机理》,《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
【摘 要】伴随全球风险社会的深度演化，新兴风险、巨灾、跨界危机频繁发生，相互叠加，凸显了突发事件不确定性的增强及其对应急管理适应性的挑战。对既有的跨学科体系的梳理显示，应急管理的适应性不仅生成于过程维度，也生成于结构维度，是在突发事件事中和事后生成的突生结构和网络结构，以实现结构的优化。以此为参照，中国应急管理的适应性可界定为，通过响应、恢复、学习等关键过程，应急管理结构由科层结构向兼容科层结构和网络结构的混合结构的演化。对最近20年重大突发事件的案例研究显示，中国应急管理适应性的生成主要得益于三种机理：在自然灾害应对中生成的政社协同、在事故灾难应对中生成的政企协同、在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生成的跨部门协同。着眼于未来，中国需要走向第四代应急管理体系，以提升适应性为中心，建设更加开放的应急管理体系。
李瑞昌:《论高效应急处突中的“分事逻辑”》,《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
【摘 要】高效应急处突是全力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有研究在灾害链思想主导下集中关注“应急联动”和“综合协调”等议题，而忽略了中国应急管理实践中“分事分工”等隐蔽议程。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看似“一件事”实则“多项事务”，且这些事项由不同的部门或机构分别负责处理；于是，快速且准确地“分事”是高效处置突发事件的前提。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度开发是“分事”的技术保障，也为高效应急处突提供了设备基础。通过技术迭代升级和组织管理重叠，现代城市应急体系形成了职责分事、授权分事、孪生分事和智能分事等多种方式，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分事逻辑”。
叶敏:《重构发展单元：街道经济职能的变迁逻辑——对上海取消街道招商引资改革经验的理论解读》,《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
【摘 要】街道经济职能变迁已经有着丰富的政策经验，而理论上的解读则相对不足。文章试图从地区发展单元的重构视角出发，对上海取消街道招商引资的制度改革经验作出理论化解读。在梳理和呈现政策创新过程的基础上，将上海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职能的政策创新及其回调经验理解为分层式发展单元、统筹式发展单元和混合式发展单元之间的切换过程。相比统筹式发展单元模式，上海事实上选择了混合式发展单元模式，这种地区发展模式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既兼顾了经济发展上的专业性分工，又不将层级间的分工绝对化，能够较好地照顾到区域差异和财政开支上的压力。
李小云、马阳:《中国现代化语境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
【摘 要】乡村振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工程，其重要性需要置于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下去理解和把握。中国是一个历史悠远长久的农业国家，长期延续且作为传统部分存在的乡村怎么来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前提，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乡村不仅要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而且要在城乡融合发展同构成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以县域城镇化发挥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以改造传统农业发挥农业现代化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构建以乡村主体性为导向的乡村建设机制是中国现代化语境下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熊易寒、俞驰韬:《边缘崛起：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的乡村振兴》,《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
【摘 要】大都市郊区农村在乡村振兴中具备极其重大的类型学意义，既是一种乡村振兴的独特类型，又是容易被乡村研究所遗漏的类型。对于大都市而言，乡村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具有特有的生态和资源价值。通过发挥城乡融合发展的区位优势、承接大都市人口外溢的人才优势、土地资源优势、资本下乡的产业带动优势等，上海奉贤探索出了一条边缘崛起的大都市乡村振兴路径。这一路径的核心内容是人、土地与产业的协同发展，通过构建新城、镇域、乡村“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助力奉贤乡村实现边缘崛起。
【摘 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乡村”，但又不能囿于“乡村”，而应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予以认识和把握。这既是由我国城乡发展的主要矛盾所决定，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县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与县城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导向不同，县域发展的基本导向是乡村振兴，其主要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县域居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社会的关键节点，具备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的载体功能和支点作用。以县域为载体推进乡村振兴，应坚持农业农村农民为本位的根本原则，以县域城乡融合为基本路径，围绕产业融合、公共服务、乡村发展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