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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是做符号学、视觉修辞与华夏传播研究。兼任华夏传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文化与符号传播学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视觉传播研究》(集刊)副主编。
在媒介环境学派看来，文字也是一种媒介。在其字母表效应的讨论中，汉字总是作为一个比较对象而出现。通过对其散落各处的汉字观点的梳理，试图建构出一个作为媒介的汉字的讨论框架。在媒介环境学派看来，汉字具有深刻的符号性和物质性特征，这决定了其独特的表意方式和技术发展逻辑;它也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感知方式和思维方法，体现出与字母表文字迥然有别的对人的延伸方式;它还在宏观上引发了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科学潜力和国家控制方式。对于信息时代的汉字该如何去研究，则可在反思其字母表问题域的基础上从媒介环境学派获得某些启示。
作为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汉字如何塑造了中国思维以及中国文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传播学三大学派之一的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脉络中，语言或文字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汉字作为一个对比的对象，总是不断地浮现出来。媒介环境学派是如何讨论汉字的呢?我们大家可以对此进行系统梳理：一方面，可以从中获得某种理论的启示;另一方面，也可反思其西方立场的未尽之处。就媒介环境学派而言，文字作为一种媒介，它是一种环境、一种背景，是隐而不彰、难以察觉的。只有在媒介互动的关系中，媒介的意义才能呈现出来，“研究媒介性质的最好办法，就是研究它对其他媒介的影响”。在媒介技术风起云涌的时代，汉字与技术的关系将会导致何种全新的文化或文明问题?这是研究互联网时代汉语影响应思考的重要问题。汉字的文化或文明问题在媒介技术的视野中也就会更易彰显出来，因为在技术进程中，汉字总是作为一个底层逻辑摆置在那里。
林文刚曾将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命题总结为三点：首先，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而是作为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作用;其次，每一种媒介的独特物质结构和符号特征都有一套偏向，蕴含着相应的理由和意图;再次，媒介技术促成的各种心理或感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结果，往往与媒介的固有偏向有关。可见，媒介环境学者觉得媒介的形式与结构决定了信息的呈现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感知方式、精神情况以及表达方式，最后也塑造了不同的文化经验。至此，媒介环境学派构建起了传播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麦克卢汉认为“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作用，而是积极的作用机制”，“新环境对旧环境进行彻底的再加工”，引进了一种新的尺度，使社会文化得以重构,此即“媒介即讯息”的含意。
媒介环境学派似乎有一种泛媒介的倾向，但是仔细梳理其底层逻辑之后，不难发现，它所做的媒介历史分期其实就是围绕语言和文字展开的。林文刚将其分为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术时代及电子媒介时代;罗伯特洛根则认为语言是心灵的延伸，它包括口语、文字、数学、科学、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甚至谷歌也是第七种语言，数据空间是第八种语言，其划分的标准为书写技术，即语言经历了无书写、手工书写、机械书写和电子书写四个阶段，而在数字媒介时代则又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文字逻辑。无论如何，“文明以文字为基础，因为文字是使文化加工的一致过程”，文字的出现改变了信息存储的方式，眼睛代替了耳朵成为主要的器官，但这也导致了人们感官的失衡。就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来看，文字“它启动了一种技术，以后的印刷术和电脑无非是继承了这种技术而已”。在某一种意义上， “伟大的、持久不变的大众媒介不是文献，而是言语”，它是一切媒介技术的基础，它“不仅是经验的储存器，而且是经验的转换器”，它是一种“暗喻”。
媒介环境学派的成员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其讨论的起点建立在拼音字母表基础上。他们都以为“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词的基础上”，并且深受电话、电台、电视等电力媒介的影响，但遗憾的是，“在两千多年的读写文化中，西方人很少去研究或了解拼音字母的影响，不了解拼音字母在创造许多基本文化模式中所起的作用”。麦克卢汉发现，“拼音文字使人摆脱封闭的部落回音室，并转向线性组织的视觉世界”，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它也使权力结构得以集中化，统一和中央集权得以成为可能，同时也促进了自由、个体观念的勃兴并导致宗教改革和民主实践。拼音文字也导致视觉独立出来，而触觉、味觉、听觉、嗅觉与语义分离了，由此，逻辑得以强化，但也导致了感官的分裂。
罗伯特洛根专门讨论了“字母表效应”问题，认为“拼音字母表是最晚近的文字，也是最节省的文字，符号最少，最抽象”，它引进了两个抽象层次的文字：无意义的音素和无意义的视觉符号(字母)。这就培育了西方文化的如下能力：分析;编码和解码;声觉符号转为视觉符号;以演绎方式思维;给信息分类，给语词排序。麦克卢汉早就意识到“拼音文字是形声分裂的特殊文字”，它由音素即毫无意义的声音片段组成，它在语义上是“中性的”，而这种分裂“渗透并塑造了识文断字的西方人的一切感知”，甚至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表现为进击的姿态，使他们成为征服者。当然，字母表在不同的技术环境下，往往会呈现不同的媒介效应，“拼音字母表用在黏土和石头上是一回事，用在轻盈的莎草纸上就是迥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了”。不同的媒介之间，往往是互为媒介和内容的关系，新媒介总是会对旧媒介构成压迫和改造，因而词语媒介的讨论不能离开技术视野。
麦克卢汉意识到：“如果我们操汉语，我们的听觉、嗅觉和触觉就会迥然不同。”罗伯特洛根认为，“东西方思维模式的重大差异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归之于文字系统的重大差异”;中国的汉字是具象的，缺乏西方式的抽象和分类图像，此即为科学滥觞于西方而技术兴盛于中国的原因所在。虽然学者们尽量申言自己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并且表达出对于中国文字的整全性、艺术性以及形象思维等层面的欣赏，但是他们在理论展开的过程中，几乎不做区分，其理论建构完全是在西方文字的逻辑下展开的。沃尔特翁甚至预言，全民普通话的结果是“汉字就会被拼音字母取而代之，这是毫无疑问的”。
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们清醒地意识到，汉字与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图形关系，而不是语音关系。汉字是“用图形表现现实”，用许多符号涵盖社会里的广泛知识，文字与世界具有同一性。罗伯特洛根提到，将字母表书写的文字系统视为自然形式并不是事实，而是还有另外两个普遍的使用的文字系统：语标文字和音节文字;其中，汉字属于典型的语标文字，它的每个词用一个视觉符号来表示，用象征手法(表意词)或表形手法(象形字)指代或描绘语词。目前中国学界关于汉字的研究，主要着重在语言学层面，关注的是语义、语法、语用等问题，而鲜有从媒介环境角度展开的。但哲学界提出了中国文化具有区别于西方的“关联思维”(葛兰言)、“象思维”(王树人)等不同的思维形态，这也可归于字象思维、汉字崇拜、重文轻言等思维习惯。
因此，本文将总结媒介环境学派关于汉字的讨论，系统梳理其汉字观涉及的问题，以考察如何从“媒介环境”的角度去认识汉字所涉及的符号与技术问题、它所导致的感知与思维方法，以及所造成的文化与社会后果。基于此，本文将提出并回答如下问题：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对于汉字的研究涉及哪一些问题域?他们如何展开讨论并得出了什么结论?他们是站在什么角度和立场讨论汉字的?如果将汉字视为媒介，我们将如何克服其局限性并推进更深入的研究?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一种媒介可以将另一媒介作为其内容，反之亦然。文字不仅启动了最初的“技术”，而且也作为内容存在于诸多媒介技术之中。它既促进了某种媒介技术的应用，同时媒介技术的应用也会强化文字的特性，并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文字与不同媒介技术的结合，往往会促进表意方式、组织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从而形成新的媒介环境。口语、书写、印刷、电子以及互联网等不同传播时代的迭代，实际上体现了主导性的媒介技术如何深刻地形塑着符号系统的变化。“媒介环境”包括两个部分：“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和“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作为媒介的汉字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充满着感知模式的物质性和表意方式的符号性。
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形态，相对口语具有可见的物质性。在不同的媒介技术环境下，语言存在的形态深受其物质性的影响，语言的符号形态也决定着媒介技术的边界和可能性。德克霍夫发现，“表音文字都是横向书写，但所有表意文字比如中国的会意字或埃及的圣书体文字，都是自上而下纵向书写的”。对此，中国学者钱存训指出，汉字书写受到了竹简书写材料的影响，其直行书写和从右至左的排列顺序皆源于此，因为“简面狭窄，通常仅容字一行，当为竹简剖析为平面后的面积所局限”。媒介环境学派对于中国文字与印刷术关系的讨论，采取的即为一种物质性视角。印刷术最先出现在中国，但是机械化的大规模印刷为何仅出现在西方?媒介环境学派是从汉字和拼音文字造字特征的区别加以考察的。
汉字书写是非标准化的，单个偏旁部首也具有某一种意义，每个汉字都是独一无二的。相比之下，拼音字母则是一种标准化的文字，它依赖于有限的字母表(比如26个字母)，其造字过程便是对有限的字母进行排列组合，只需要26个字钉即可。而汉字的字钉却难以如此标准化地处理，因为一个汉字需要一个字钉，几千个汉字便需要几千个字钉，这无疑是一件浩大的工程，正如罗伯特洛根所言：“中国的活字印刷未达到西方活字印刷最终的发展阶段，因为它需要巨额数量的汉字或字钉。”这些数量庞大的汉字字钉很少能够被私人小作坊掌握，只有政府和财阀组织才可能掌握这么庞大的汉字技术，伊尼斯总结道：“汉字需要政府支持的大规模经营;相反，字母表却允许私人企业小规模的管理。”故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信息生产、发布始终掌握在官方手中，而在私人领域迟迟无法发育起来。
实际上，汉字普及问题只存在于活字印刷时代，随技术的推进，问题便迎刃而解。打字技术使得印刷术中汉字标准化的问题不复存在，它也使汉字实现了印刷的一体化和标准化。起初，西方人在想象中国打字机的时候，仍然按照活字印刷术的方式去想象，他们构想出了一台包括几千个汉字的中文打字机，而这个“东方怪物”果然在1919 年由商务印书馆的工程师舒震东成功制造出来了。与英文打字机在有限键盘上用双手十指打字相比，中文打字机需要打字员在面板上大范围到处找字。后来，林语堂发明了“明快中文打字机”，根据其“上下形检字法”，中文打字实现了由模仿西方打字机的“键入”转为具有汉字独特性的“输入”模式，即通过查找字符实现汉字的输入。这种技术即是将“搜索”与“书写”结合，使中国人可以通过键盘上的指令进入“字符库”搜索所需的汉字。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手指召唤电脑上的意符时，并不是特别需要特别的才能或风度”，“拼音文字和会意文字的区别被抹平了”。但是此中的深层逻辑为何?它们是否能被简单“抹平”?媒介环境学派尚未讨论。
汉字印刷未能大规模推广的原因并非只有活字印刷的技术限制，而是还有别的复杂原因。因为即使在元代王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极大提高了捡字的效率后，汉字印刷术依旧没有产生像西方的印刷术那样大的影响。这就涉及汉字更复杂的存在形态及其社会语境。麦克卢汉认为，汉字作为一种会意文字，它采用的是不同形象并置的方法，这可与爱森斯坦所发现的电影蒙太奇的影像表意方式相类比，即是通过形象的撞击而产生的表意。汉字的书写系统其实就是一种杂交文字，它兼有形符、意符、画谜，是极其复杂的组合，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意蕴和诗意的美丽。钱存训在讨论汉字与印刷术的关系时也指出：汉字发展成一种书法，文人写字追求艺术性和美感，而活字印刷的字形固定，很难满足文人墨客的需求。印刷术将主流书写加以定格，但没改变知识分子对书法的追求。
印刷术的出现其实就是为了对膨胀的知识来控制和规划。在拼音字母中，字母可以无限组合，使得新概念不断涌现，新的词汇不断产生，语言和知识不断地膨胀，因而急需印刷术以提高知识生产效率。而汉字的知识体系则是一种具象的、非固定性的知识体系，它所带来的是语言和知识的“压缩”，单个汉字就已经具备不同的含义，只需要将几个字进行不同的组合即可表达丰富的意义。正如葛兰言所言：“汉字不是用特定的抽象或概括来固定观念，而是激发一大批不确定的具体的意象。”同时，得益于以形表意，人们也能够最终靠汉字的字形来揣测未知的概念，而不需要持续地增加新的书写形态。中西不同文字的差异鲜明地体现在各自经典文本的字数上，比如整本《圣经》一共90多万字，谷登堡采用活字印刷的《圣经》最终页数为1 282页，而中国的《道德经》一共5 162字，《论语》也才11 705字，中国的经典文献依靠抄写就足以应付。
任何媒介的物质性都是和感官相联系的，文字是一种偏向于视觉的媒介，印刷术就导致了人们感官视觉偏向的极化，听觉在其中似乎被压缩而消失，此即麦克卢汉所说的感官“分化”。而在这种转化中，“拼音字母把语词分解成和音位相对应的空间单位”，它在印刷过程中具有优势，使书写获得了一种工业化的流水线程序。但是，汉字是象形的，是整体而不可分割的词，其表音则是通过“直音”“读若”“反切”等方式来进行注音的，是以形注音，其造字兼顾“声”与“形”两方面。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格式塔，同时囊括了所有的感官，它“没办法实现感官的分裂和专业化，也不能承受视觉、听觉和语义的分裂”
从媒介视野出发，麦克卢汉认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而是“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但是人们就没有意识到“印刷”这个媒介形式，“也没意识到言语这个媒介”。人类生存于媒介中犹如鱼儿生活在水中，是习焉不察的“媒介即隐喻”，媒介环境学派的使命则是将此背景置于前景进行考察。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它不仅是在传播内容，而且在环境的意义上塑造着人类的感知、认知与思维。汉字作为一种迥异于西方表音文字的表意文字，它与声音、世界以及感觉之间的关系，常被媒介环境学派的作者们作为对比项或多或少地提到，为讨论汉字的文化意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媒介视角。
一般而言，书面文字获得了视觉特征，它由口语的可听变为可见，但是中文的表意文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又存在不同的深层文化意义。在麦克卢汉看来，拼音文字使视觉与听觉产生了决然分割，“导致听觉和视觉、语义和视觉代码的分裂”，拼音书写的词汇牺牲了意义和知觉(声觉、触觉和味觉)，强化了视觉的优先性，而“中国的会意文字之类的文字却能将意义和知觉固定下来”。也就是说，汉字具有图像性，它综合了表音(声旁)、表意(形旁和会意)以及社会结构的功能，单个文字本身就有着非常丰富的表意结构。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显得形态各异，难以标准化，因而在感知模式上“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完形，它不像拼音文字那样使感觉和功能分离”。实际上，汉字与口语文化一样，具有非线性、整体性和细腻性的特点，并未导致视觉经验与听觉经验的突然分裂，使人从部落网络中分离出来，而是维持了家族网络和微妙细腻的部落结构，并使中国文化“在文化知觉和表达的广度和精巧方面要优越得多”。
汉字既有图像特征，也有仿声特征。一般而言，汉字的象形偏旁处于左侧，象声偏旁处于右侧：“汉字偏重音位成分的左侧化。汉字的视觉标记不发音，黄斑看视觉标记，至少几毫秒，使人下意识地用暗喻、转喻或记忆把同一偏旁部首的所有汉字联系起来成为可能”。因为眼睛视域分为两个区域：黄斑中央凹(眼球)和周边视域，黄斑中央凹能够迅速分辨汉字八万个基本方块字及其变异，而周边视域则是负责横向扫视。人脑在左视域中识别形貌结构更快，而在右视域中探测序列更快;前者是识别形状，而后者则善于分析符号的序列。汉字不同于表音文字基于分析性的声音书写，它具有复杂的内部结构，它更加依赖于黄斑中央凹，依赖于左视域的图形识别;而右视域处理的则是句子的序列书写，它具有右侧优势。古汉语书写(或阅读)“上-下”“右-左”模式，实际上的意思就是适应了汉语的图像性及其接受方式的涵养性(非分析)，因而右侧扫视的序列性及其分析性并未凸显出来。“表音文字都是横向书写，但是所有的表意文字比如中国的会意字或埃及的圣书体文字，都是自上而下纵向书写的，而且基于意象的竖行文字一般都是从右往左读的”，遵循的正是上述思维逻辑。
麦克卢汉认为，西方人使用拼音文字，“才掌握了作为心理和社会组织普遍形式的、连续性的线性序列”，从而得以将各种经验分解为整齐划一的单位，以便更好地驾驭人又驾驭自然，使得一切情景一致以实现转换与控制。中国文字却大不相同，“它赋予每一个会意字以存在和理性的一种整体直觉”，而这种整体直觉给作为精神努力和组织记号的视觉序列赋予的角色极小。就正如大卫休谟所言，因果逻辑在某一些程度上其实就只是序列关系而已，西方人将其视为拼音文字技术的逻辑延伸。拼音文字强化大脑的“时序”解决能力，是一种单一、序列和有限的思维，而汉字“由于分类功能的不足，他们还是难以避免许多同音词的歧义，所以终究难以达到西方那样的抽象层次”。汉字构件独特，没办法实现标准化，很难实现演绎，因此，中国人的“推理倾向于归纳而不是演绎，不是逻辑的，而是类比的”。
德克霍夫指出，左脑的核心功能是对事件的安排和空间排序，而右脑的核心功能是艺术与图像，字母表对左脑这两个功能的提升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我们的语言结构对大脑构成压力、使之突出序列和时序的解决能力”。正是字母表和书籍强化了这种“时序”的时间(线性的、序列的、有限的)压倒了“时机”时间，而“字母和会意字相对，使社会和个人心理对文字和文献的回应大不相同”，汉字的整体性偏向于经验的知觉、触觉、嗅觉等复杂感觉状态，其视觉序列性所造成的时空延续便大受影响。中国人总是习惯于将时间与空间结合在一起来看，“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希腊人的时机类似，都促成了对空间-时间相互依存”，它类似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强调的时空观。随着汉字的拼音化，“西方的拼音字母，在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中枢听觉特征转换中，正在发挥作用，以便使中国也产生西方那种线性模式和视觉模式”，此观点有待深入研究。然而，汉字的传统书写或阅读方式类似于互联网的卷轴式翻页，是与视觉形象胜于字母日益增加的趋势相结合的，其展现的并不是线性的视觉，而是显见的事实。
如上所述，中国的会意汉字并未像拼音文字那样导致视觉世界和听觉世界之间的严格分野和平行发展，而是将意义和知觉固定下来。事实上，“汉字视觉形象很美，给许多诗歌创作提供了灵感”，写作者一方面全神贯注于语词内容，另一方面也聚精会神于其笔势，同时兼顾了能指和所指。这种“文化内涵比较丰富的文字形态却不能向人提供突然转换的手段”，即像拼音文字那样实现纯粹的形式化(视觉)，以使“使用者以眼睛代替耳朵，使他从洪亮的话语魔力和亲属网络的部落痴迷状态中解脱出来”。由此能够将中国文化视为一种推崇集体归属的部落文化，它不可能接受独立的个体和分离的公民，而是具有着强烈的同情性和抗压性;它是倾向于听觉的，具有高度的审美功能，其感觉是精微细腻、无所不包的，而且追求言行的一致性。据此，东方文化还具有具象性、整合性和发明性等女性特征，因为东方文化是类似于前文字的基于图像或意象的文化。
在媒介环境学派看来，中国文字的书写系统极为复杂，需要大量的记忆，要得心应手地使用汉字文字系统，需要花20年时间，因此它“是很费时间的，是精英主义的”，相比之下，字母文字则更加“民主”。中国文字虽然具有像日语那样发展表音系统的可能，但是它始终未能迈出这一步，其原因可归于中国文化保守和口语的性质。其语音冗余靠声调和语境，而文字的语标性质使其能够跨越各地口语的限制，成为像阿拉伯数字那样不同发音者皆能识读的文字。因而，汉字维持了许多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统一，“强化了中国人对往昔岁月和传统的敬畏”，“强化了中国精神的保守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尊崇社群先于个人，还能够允许以安全和得体社会行为的名义而实行的监控。在时空观念上，中国人的时空观念也不是线性和抽象的，时间是以循环方式展开的，是圆的，空间则是方的。
媒介环境学派总是无意识地以“否定”的方式看待汉字及其社会后果，比如说“中国人缺少促进分析、逻辑和分类的字母表文字，缺少促进自然规律信仰的典章化法律体系，缺少促进抽象性和普适性的一神教，所以他们不可能达成西方科学那样的成就”。围绕着字母表效应和印刷术，他们对其中所涉及的资本主义、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民主实践、民族主义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偶尔提及的汉字即是围绕这样一些问题展开的。这就引发了一系列语言文字及其技术实践的社会后果问题，但其问题意识是由字母表所引发的，汉字当然就会处于“差异”的位置，而只有当科学、民主、民族等概念获得全新的理解时，也许汉字才能获得正当角色。
麦克卢汉认为，拼音文字能将符号和声音从它们的语义和戏剧性意义中分离出来，其形、音、义和言语内容是相互分离的，它能将任何语言的语音翻译成同一种视觉代码。它获得了一种整齐划一的单位，以实现对人和自然的驾驭，从而塑造了西方的工业和军备，“使希腊人和罗马人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无文字的野蛮人”。而汉字则只能为同一种文化服务，并将那种文化与其他文化分离开来，因而它“被文化多元性、独特性和非连续性捆住了手脚”。图像汉字的数量极为庞大，它给口语的意义赋予了图形的表现，接近于动画片，用起来极为笨拙，需要许多符号才能表现数量无限的资料和社会行动的操作的流程，而且它是一种视觉的延伸，用于贮存人的经验，便于提取人的经验，反而阻碍了形式化的组织方式。在字母表和印刷术的综合作用下，西方拼音文字使得“组织有序、精确到位、标准化和系统性就成为确定的价值”，而汉字构件独特，无法像字母表那样有助于构建系统的线性和序列的模式，因而中国人无法构建起高效的生产装配线，生产装配线恰恰是西方工业革命的象征。
虽然中国早在七八世纪就已发明印刷术，但是并未对解放思想发挥作用，它并不是为一个市场和价格系统建立统一、可重复的产品，而仅仅是转经筒的替代物。汉字作为表意文字没办法实现感官的分裂和专业化，也不能承受视觉、听觉和语意的分裂，因而“中国人完全没有办法获得工业和应用性知识中固有功能的大规模专业化和分化”。实际上，欧洲人的思维表现在定义上有总是追求日益抽象化的趋向，而中国的思维定义则是“基于人人皆知的某物”进行的，体现的是一种具象化思维。字母表具有征服性和控制性，但为何汉字等其他文字不能完成类似的征服?是因为它们“不能将复杂的情景分解为分析性的小块和断片”，而是内聚、黏合、整合的。据此，汉字便很难形成专门性的学科，难以分门别类地传授和学习知识，以提高知识在社会上的传播效率，因此造成了对市场和工业发展的阻碍。但随着汉字拼音化的推进，中国的现代文化和民间传统文化都将得到清理，也将会朝着实际权力和积极性组织的方向发展。
在考察了中国科技的伟大贡献之后，李约瑟却提出了一个经典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与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相对的近代科学只发生在西方?”对此，罗伯特洛根以科学的两分法进行解释：“抽象的理论科学”和“非抽象的实用科学”，即虽然中国创造了大量精湛的非抽象的实用科学，但是它缺少近代科学所需的“抽象”。李约瑟显然忽视了从东西方文字差异来考察这一问题，“他没有理解或没考虑，用语标文字转写科学术语有潜意识的或隐蔽的影响”。虽然汉语里有大量抽象的科学词汇，但是它们也是用具象的汉字来书写的，其意义内容总是会冒出来打破抽象“形式”的纯粹性，比如“生”字展现的是“幼苗出土状态”，“明”字展现的是“日+月”。实际上，象形的中国文化似乎处于抽象的文字和无所不包的口语传统之间，“处在难以交流的印刷术和图像技术两极之间”，因而难以获得科学所需的长期分析思维过程。在西方人看来，汉字具象而难以分类，“不能用推理去形成观念，陈述信条”，不适合形式上的精密，因而它不如拼音文字那样有助于科学思维。这在词典的编撰上表现得很明显：西方词典的词条是按照字母表排序的，而汉语的词典则可按首音、尾音、部首及主体来编排，因而难以成为标准化度量衡的范式。
总之，中国人在思想上表现为喜欢辩证而不是演绎，倾向于归纳而不是演绎，是类比而非逻辑的。但如果超越“科学”的狭隘定义，进而从“文明”的视角去看待中国文字及其文化，那么正是“中国思想更加具体、较少抽象”的“这个特征使之对世界文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并将继续使之做出贡献”。虽然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的问题意识是“现代”的，但是他们总有一种“语音中心主义”的痕迹，即对听觉和口语的某些特质推崇备至，因而赞赏汉字所决定的中国文化的“听觉触觉”特质及其整体性、参与性和感性化，它能在某一些程度上克服西方字母表文明的形式、线性及逻辑的个体化、疏离感和空洞化。而在科学的潜力上，麦克卢汉援引《庄子天地》“圃畦丈人”的逻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强调现代物理学对微妙的听觉空间整体场的推崇。这是对牛顿、笛卡尔经典科学的一种颠覆，因而引起了科学家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的兴趣。麦克卢汉强调“会意文字更接近核物理现象的模式和研究活动”，“中国人最终将在非欧几里得数学和物理学里得心应手”。不仅如此，东西方文字都进入了电力时代“地球村”的同步场中，开始对潜意识和原始意识着迷，而电力来临以后，中西方“两种文化的特征开始融合了”，抽象、线性和逻辑不再是科学的唯一标准。伊尼斯对科学化、商业化、标准化也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印刷业不断重复、吹嘘的文明优势反而使人们自己蒙蔽了双眼，失去了看待问题的客观性;在工业社会中，自发的和无意识的艺术生产可能会全部崩溃。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辟专章讨论了印刷词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字母表文字能够产生爆炸性后果，而且印刷术的“结果使力量、能量和攻击性都得以放大”，“把个人从群体中解放出来，同时又提供了一个把个体凝聚成一股强大力量的模式”。他还认为，16世纪以降，字母表的“印刷词是国际动乱和国际误解的根本原因之一”。德克霍夫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西方文字抚育了个性化的语言，从而造成民族的分离，“字母表是火药桶”，它产生了许多分裂的后果：拉丁语分裂为几种通俗语，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为城邦，中世纪宗教分裂为天主教改革派和新教。为何会导致这些结果呢?伊尼斯认为是字母表的灵活性和印刷术的发展，使各种俗语文学发展起来，从而给导致欧洲分裂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基础;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术导致了血亲部落的爆裂，并代之以相似训练的个体组合而成的群体，行会和家族的异质性和非连续性由此就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这些都可归因于印刷术导致的信息运动速度所带来的分割和同一。实际上，拼音文字作为对语音的一种摹写，它必然会因为语音的差异而导致文字的千差万别，并由此导致文化的巨大隔阂与分裂;拼音文字所带来音、形、义的分离，也必然带来视觉性主导的文化，导致冷静、理性、距离感的个人主义，使人从部落文化中脱离出来。最终在印刷词爆炸的基础上，在某种范围内实现民族统一，但同时也造成民族之间的冲突，而且在宗教的时间观念之上，空间就呈现为一种统一或者征服的关系。
汉字则在维护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伊尼斯指出中国保留了大量的口头传统和方言，这使传播受到了阻碍，但中国的文字相当简捷，通行全国，令方言的鸿沟得以弥合，它也为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强调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在此，不同地域、不同方言(语音)的民族，总能在文字上实现沟通，他们不是靠舌头来交流，而是靠笔来交流的，因而汉字与纸张的结合使中国形成了广阔的帝国组织。但是汉字支撑的官僚行政体制有其局限性，它不足以满足时间的要求，因而经常面临改朝换代的问题。如果说宗教组织倚重时间，政治组织便是倚重空间。汉字的精英化、垄断化使口头传统大量存在，这就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民间的土壤，使佛教在下层百姓中获得了广泛传播，除此以外，还有儒家经典也作为某种类似宗教的东西而获得了国家的时间性内涵。在伊尼斯看来，能不断延续的文明，其传播媒介必须兼具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汉字既体现了空间偏向的官僚体制，又具有时间偏向的宗教影响。因而，汉字作为中国文化底层逻辑，它使得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获得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模式，甚至形成了独特时空逻辑下的“天下观念”。
就媒介环境学而言，中国在何处?媒介环境学派的语言问题始终是在西方文字及其文化逻辑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它对汉字的讨论则是零星而碎片化的。虽然他们都反对将汉字他者化或做二元对立的处理，但是却没办法避免。在以西方字母表文字为“主体”的讨论中，其“问题意识”是从字母表文字出发的，而汉字只是作为“对比的对象”而存在。正如本文主体部分所示，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汉字的符号性、物质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实践、思维模式及其社会后果的独特性。这虽然为我们展开对作为媒介的汉字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启示，但是，其隐含的立场仍然是未经反思的;学者们对于汉字的了解程度尚存疑问，因没有特别明显的证据证明他们曾系统地学习过汉语。只有罗伯特洛根在《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一书中辟专章(第5章)谈到了中国文字及其对文化的影响，而其他学者则只在著作中偶尔提到汉字。既然“文字改变意识的力量胜过其他一切文明”，西方文明存在根本性的字母表效应，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迥异的汉字基础上深入探究中国文明的深层逻辑。媒介环境学派对汉字的零星探讨成了研究的起点，但只有在批判的基础上才有机会进一步推进，从而获得以中国为方法的理论视野。
首先，媒介环境学派对汉字的考察缺少技术的维度，无法回应数字时代汉字媒介化的问题。他们抓住了口语的身体性、在场性、整体性等特质，强调汉字的音、形、义的整合关系，并得出了汉字具有听觉化和部落化特质的结论。他们也讨论了机器印刷时代汉字所面临的标准化、规模化和空间化的不足，获得了一系列否定性的基本结论。至于媒介技术发展到了电子时代和数字时代之后，汉字呈现为何种状态的问题，作者们便无法驾驭了。实际上，无论是在书写时代、印刷时代，还是在电子时代和数字时代，不同语言形态之间呈现的是一种迭代而非替代关系。但无论在何种媒介时代，汉字始终作为一种核心“内容”出现在新媒介中，并且作为一种“讯息”形式塑造着新的媒介技术，从而使得新的媒介具有了“中国性”，而西方学者对此则力有不逮。
其次，媒介环境学派对汉字的讨论是以字母表文字为起点的，汉字自身的问题域亟待彰显。字母表文字是建立在字母的符号、秩序及其逻辑基础上的，媒介环境学派对汉字的讨论正是基于字母表的有关问题而提出的，汉字只是捎带被提及和讨论，因而诸多地方便显示为浅尝辄止的状况。本文尝试将媒介环境学派对汉字的讨论视为一个整体，将不同作者的讨论整合进汉字讨论的逻辑链条当中，目的是让对汉字的讨论获得统一的运思逻辑，以为“作为媒介的汉字”的讨论建立一个整体框架，而不必陷入具体作者观点细节的纠缠当中。他们针对汉字讨论的问题域始终围绕西方字母表的形(音)义分离、组合简单、线性秩序等基础，其中蕴含了相应的时间性、逻辑性、技术性等文化意蕴，并引出关于去部落化、科学性、印刷术等问题，相应地，中国文化也就必然被置于对立的“否定”位置部落化、非线性、少理论、空间性等相反的位置，并引出了有关艺术、科学、民族问题的讨论。
媒介环境学者的讨论无疑将启示我们，如何从汉字作为媒介角度去理解中国，针对媒介环境学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大家可以对照他们对西方文字以及汉字讨论的问题域，获得作为媒介的汉字研究的方法论;另一方面，我们则须从汉字本身逻辑以及媒介(技术)实践入手，获得新的基于汉字的独特问题域，从而让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获得新的视野，以照见西方学界未见的部分，回应汉字媒介化问题。基于此，我们大家可以将具体的研究对象指向汉字输入困难、汉字的输入法、汉语编程以及中文语料库等语言实践，以回应媒介环境学者研究中的不足，构建数字时代下汉字媒介化的问题域。
如何继承和发展媒介环境学者的研究，认识信息时代的汉字以及汉语文化的现状?对此，我们应该将汉字视为一种媒介，关注其信息化过程。因为数字时代的技术底座，是由西方拼音文字建构的，其键盘、机器语言、程序语言等，几乎都是诞生于英文环境。这就造成了汉字信息化过程充满着调整、融入、改造或补充等实践，由此可透视中英文间的复杂关系，并探讨汉字信息化的思维、文化以及社会影响：
首先，是关于中文输入法及其文化后果问题。中文输入法无疑成了当今中国互联网环境下汉字媒介使用的重要工具，其背后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化问题。汉字对于西方技术的不适应早在打字机时期就已经凸显。因为打字机是拼音文化的产物，它改变了传统的书写形式，基特勒将其称为“自动化书写”技术。而汉字无法像拼音字母一样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标准化，这使汉字在打字机上的运用充满了困难。输入法的应用也是汉字进行现代转换的过程，它会限制很多汉字的输入，使得汉字没办法做到“输入即所得”。因此，对中文输入法的研究：一方面涉及汉字与技术结合的技术形态与底层逻辑，另一方面又涉及英文键盘、底层代码和编程语言。就历史而言，电力时代的印刷术让中西文字产生了不同的文明后果,而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技术则又使中西信息化标准受到了某些影响，两者都在技术逻辑之下让汉字依附于西方文字的逻辑，从而让中国文化受到深刻影响。
其次，是关于中文编程的困境及其文化意义问题。理论上来讲，任何语言都可当作编程语言加以使用，因为程序语言所使用的是机器语言而非自然语言。但即使在计算机高级编程语言中，使用的依然是自然语言的符号(英文、中文等)来实现语法的定义，并由此积累各种程序及其模块的海量成果。对于中国人来说，计算机编程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语言障碍，因而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在思考怎么样用中文来编程的问题，比如易语言、中蟒、习语言、仓颉语言等编程语言。中文编程的技术难点在于：高级语言的语法定义很难;编译器中如何将高级语言翻译成汇编语言，以及怎么来实现与硬件的交互。但是，语言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架构了一套智慧成果、思维体系和文化体系，而正是中文编程显示出如此多的困境，反过来证明了汉字与英文迥然有别的媒介逻辑。抛开技术不论，就其文化意义而言，两者的冲撞正好是思考两种文化差异的有利契机，从中反而可以透视汉字蕴含的深层思维以及文化内涵。
最后，是关于中文语料建设及其智能后果问题。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AI时代，除了模型以及算法中的汉语以外，人工智能的人工标注、预训练和训练都涉及汉字及中国文化的问题。虽然人工智能号称不带价值和情感，但它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深受标注者价值观、预训练以及训练语料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中文语料在ChatGPT训练中的比重微乎其微的时候，人工智能就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去思考。而文心一言、星火大模型等中国的大模型产品，格外显示了其中文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优势，也从某个层面展现了汉字媒介中的独特逻辑，并涉及了国家层面的深层话语战略问题。如果说，信息科学关注的是其中的技术问题，那么传播学则可去关注其中的媒介环境构造及其智能后果的问题。
媒介环境学派的文字研究依赖于多元的方法论，汉字研究也可建构独特的方法论。在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脉络中，文字总是占据核心的位置，内容无非是考察文字与文明、文字与感知、文字与思维、文字与科学等问题，他们采取的研究方法多姿多彩。伊尼斯将文字置于历史的宏观脉络中，体现出一种历史性制度主义的倾向，他还承认其研究“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具有批判的立场。麦克卢汉则彰显了伊尼斯所忽略的作为起点的“人”，强调“媒介是人的延伸”，文字延伸了人的意识、思维和感知方式;他也采用“悬置判断(suspended judgement)”的方式，不解释而只探索，显现出艺术式的感受力，深具现象学韵味;他还是一个“无意而成的符号学家” ，运思中充满着符号学思维。沃尔特翁更加关注古典文献的发掘与梳理，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比较之中来体现文字在新旧媒介发展下的变化。罗伯特洛根原是一位物理学家，其研究具有实证色彩，采取考古学的路径，延续了麦克卢汉对字母表效应的思考，并据此展开对汉字考古式的探讨。德克霍夫对汉字的讨论则较为丰富，其研究结合了生物学以及脑科学的成果，拓展了汉字研究的方法论视野。
就汉字本体而言，它是“以象形为根基”的，是一种“象思维”(王树人)，也具有一种“语象”双重性(孟华)，不同于形式化、线性及时间性的西方文字，而形成了中国古典的训诂学、音韵学、义理学等方法论体系。此种文字特性在数字时代也影响了中文世界的媒介使用，比如带来了不同输入法的诞生，注重“象形”的技术人员将其对文字的理解融入输入法的技术实践之中，制定了多元的编码方式，带来了早期形码与音码的分化。就语法而言，中文语法也深深地影响到编程语言及其算法的逻辑，而其独特的语法逻辑具有何种计算或者智能后果，也要进一步讨论，比如它是否能超越线性逻辑，从中文的“象思维”“类推思维”等逻辑形态入手，将其置于复杂系统、混沌理论、量子理论等全新视野中，也是麦克卢汉所想象过的。互联网语境下的汉字媒介化研究，还可运用多元化、跨学科的方法论，拓展既有媒介研究的问题域，以超越内容型媒介的思维路径，比如可综合运用媒介环境学、考古学、信息科学、人机工程学、神经科学等跨学科方法，更好地探讨互联网环境下汉字的“书写”实践及其文化意义，以拓展媒介环境学派既有的方法论局限，获得更具技术逻辑的汉字媒介研究方法论。
李红,叶铖.作为媒介的汉字:媒介环境学派的汉字观及其反思[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05):139-148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尹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