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三五”以来的出版学研究丰富多元。论文方面，涵盖了出版史、编辑学相关理论、阅读文化、数字出版、学术出版、主题出版、出版营销与管理、出版改制、出版“走出去”等九大主题；专著方面，则在出版学理论、出版史、编辑学、出版经营管理、新媒体与数字出版等五个领域多有拓展。当前出版学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为部分研究不深入、基础理论研究不足、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极分化、对现代出版技术探讨研究不足、研究问题扎堆等问题。对于“十四五”期间出版学研究，可以在出版学学科史研究、出版融合发展研究等六个方面进一步拓展。
“十三五”以来，出版学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无论是在研究广度方面，还是在研究深度方面，都延续着此前出版学的研究基础，并有新的发展。本文从论文和专著两方面，对“十三五”以来的出版学研究成果进行基本梳理，对存在的问题做简要分析，并对“十四五”时期的出版学研究进行一些展望。
“十三五”以来的出版学论文成果，本文以出版史、编辑学理论、阅读文化、数字出版、学术出版、主题出版、出版营销与管理、出版改制、出版“走出去”等九大主题进行评述。
在出版学研究领域，出版史属于学科基础，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出版史类相关联的内容大多分布在在《中国出版史研究》《中国出版》《出版科学》《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现代出版》《中国编辑》等专业期刊。从详细的细节内容来看，古代书籍刻印、古代印刷术、近代出版机构和近代编辑出版家活动，以及新中国编辑出版家研究等，是“十三五”期间学界集中研究的领域。
古代书籍刻印的研究，大多分布在在对宋元明清四个时代刻书情况的审视。如从特定时代刻印特色入手，夏莉霞对元代和清代的中央官刻做比较，从组织机构、图书内容、技术等因素做多元化的分析，表明古代中央官刻事业的成功与否与统治者的重视程度和总体设计息息相关，而雄厚的经济基础、稳定的政治环境则是文化出版事业繁荣的根本保证。[1]
在对古代印刷术的研究中，万安伦、王剑飞、李仪对中国雕版印刷术的源头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印章、拓印和版画印染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发明的三个源头。[2]张树栋、张耀昆以大印刷史观为指导，对印刷史的研究方法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提出中国早期的印刷史研究是在书史、印刷史、出版史不分的状态下进行的，总结了印刷史回归科技史层面后印刷史中涌现出来的六大新理念和新方法，对后期印刷史研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3]郭平兴的研究既重视印刷过程中技术上的含金量的因素，也重视印刷术背后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意义，从这个新视角入手，他分析了近代印刷和传统印刷的不同，以及在印刷成品、印刷生产的全部过程、印刷术的保存和印刷物的受众四个方面，论述了印刷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巨大作用。[4]
近现代出版机构的发展经验对当前的出版业改革和发展具备极其重大意义。王鹏飞对“出版怪杰”沈知方的家世和晚清时期的出版活动进行梳理与考辩；[5]范军、沈东山研究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持制定的福利制度，分析福利制度包含的同人储蓄、同人奖励金、同人人寿保险和疾病补助、非上班时间福利、教育与培训等主要内容，对当代企业福利制度具有借鉴意义。[6]吴琼对以开明书店、生活书店、商务印书馆、亚东图书馆为代表的民营书店进行经营思考，指出不做书店做文化联合体的经营方式，为现代复合经营和出版业态融合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素材，为当下的书店经营提供了参考。[7]王鹏飞和乔晓鹏从抗战时期张静庐的出版活动入手探讨民国中小出版业的发展，通过张静庐出版内容的变化，以及组建联营书店、实现从个体出版人到中小出版业领导的身份转变等过程，提炼出张静庐对民国中小出版业发展趋势的思考。[8]此外，在张元济诞辰150周年之际，张人凤分析了张元济的文化观，指出对中西方优秀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态度是张元济中西文化观的最重要体现。[9]屈高翔指出立人立国的编辑宗旨、惟在益人的编辑原则、严选精印的编辑风格、甘为人梯的人才理念是鲁迅编辑思想的精髓。[10]付松聚针对鲁迅的编辑思想提出了其编辑出版活动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对当今技术不断复杂化的编辑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11]
对新中国编辑出版家的研究，是“十三五”以来出版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姬建敏教授对数位当代编辑出版家做了系统梳理，对刘光裕先生以出版编辑为本位的编辑观、较为系统的编辑学学科思想，以及刘光裕开创的“中介服务派”和“有出版才有编辑”的编辑史观[12]等，都有细致梳理。对当代著名出版编辑家杨牧之的研究，姬建敏则指出了杨牧之提出的古籍编辑出版的十大任务并对编辑主体建设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13]
“十三五”以来出版史研究的另一动向是跨学科研究思维的兴盛。范军先生的“出版生活史”系列研究，值得一叙。作为担任十余年大学出版社社长的研究者，范军更能体认出版人的人际交往、日常生活等对于出版活动的重要价值。因此，他率先提出出版生活史是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的观点。[14]同时与欧阳敏、罗蓉蓉、曾建辉等一道，审视商务印书馆的福利制度[15]、开明书店的非正式制度[16]、出版生活史视域中的胡风[17]等。
编辑学是一门研究编辑基础理论、编辑活动规律及编辑实践的学问。“十三五”以来，编辑学理论研究集中体现在两个领域。
第一是对编辑职能转变的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编辑职能已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徐静和刘冰在《与时俱进的科技期刊编辑职能》中认为信息筛选和编辑加工是编辑的基本职能，但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编辑职能也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绝不仅限于纸质编辑的几大职能，比如，在互联网和多媒体的融合条件下，文字、图画、视频要实现完美的结合，以达到最佳的表现形式。以上研究显示，编辑职能的转变促使编辑从业者重新把握角色定位，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时代所淹没。
第二是对新型编辑人才培养的研究。近几年来，新媒体技术和数字出版的蓬勃发展，导致编辑出版行业面临空前的挑战。传统的编辑人才已无法适应市场的需求，而编辑人才作为出版单位发展的重中之重，有关新型编辑人才培养的话题在业界掀起一股浪潮。对于新型编辑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围绕“怎样培养人才”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展开。首先，关于怎样培养人才的问题。王志刚在《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人才培养反思》一文中提出要科学调整课程教学体系，增加实践需求；同时可采用研讨式教学，比如“读书会”或者“时事讨论会”等方式，锻炼学生的文献检索、信息处理和独立思考等方面的能力，进而达到为人才教育培训奠定基础的目的。[18]夏叶在《新形势下出版企业编辑人才教育培训机制探析》一文中提出，要从加强编辑职称体系建设、岗位体系建设、培训体系建设、编辑激励体系建设和编辑考核体系建设五大战略方面出发，来实现编辑人才与企业的良性互动。[19]其次，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在复合型编辑人才教育培训方面，苏雨恒在《实行导师制培养模式加强青年编辑队伍建设》一文中指出，要把握好新时代编辑培养人才的新要求，编辑不仅要具有新的技术应用能力、经营意识和管理能力、编辑出版业务能力，而且还要具有很强的政治头脑。[20]段乐川在《试论“互联网 +”时代的数字出版人才教育改革》一文中认为我国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存在供需脱节的矛盾，要一直地推进数字出版教育改革。[21]刘耀辉在《创意编辑人才内涵及实现途径》一文中指出，编辑转型的实现路径要从创意编辑人才着手，除此之外，刘耀辉还提出了编辑应该打造自己的品牌，从而引领读者的认知的观点。[22]
近年来，有声读物在市场上异军突起，“听书”为何重新获得大众的青睐？通过对阅读史视野的解读，赵丽华指出，从口语时代、抄本时代的朗读，到互联网传播时代的“听书”，阅读形态经历了某种螺旋上升式的回归，呈现出听觉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听书”是通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更是一种通俗的阅读方式，呈现的是网络技术发展背景下人类阅读的整体调性，对内容生产/传播有着重要影响。在朗读的介入性、阅读场景的交互性、文本的开放性等方面，“听书”均可借镜人类阅读史中悠久的朗读传统。[23]
阅读史视野是近年来研究阅读文化的新方向，论述了阅读推广、阅读与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内容。随着书香中国战略的提出，全民阅读话题热度不减。全民阅读自2014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已经持续7年，同时全民阅读工作还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也正式对外发布。[24]杨雪在研究中指出，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研究表明，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增长明显，数字阅读在推动阅读人群增加、增强阅读深度、吸引年轻读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阅读已成为推动全民阅读的重要因素。新媒体阅读平台依托网络优势，以便捷的阅读方式、海量的阅读资源、较低的阅读门槛和快速分享等特点，吸引读者阅读，推动全民阅读快速发展。进入新时代，人们的阅读需求具有新特点，新媒体还应从提升阅读体验、加强内容管理等方面发力，扩大阅读人群，满足阅读“精、深”需要，加快推进全民阅读。[25]
全民阅读也有助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张国功、欧阳吟章指出，在国家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背景下，全民阅读工程迎来更大的推进契机，需要思考更多的问题：“顶层设计”凸显全民阅读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全民阅读立法明晰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战略中的政府责任；要提高全民阅读工程社会化程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理性顺应现代阅读潮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要建构全民阅读评估标准体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工作机制。[26]尽管全民阅读工程成绩显著，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不足、政府职责不明、社会力量参与不够、社会阅读环境整体缺失以及“阅读歧视”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在全民阅读工作履责中还存在法制不全、规划不一、保障不力、经费投入和公共文化设施相对不足等问题。为维护和保障公民的阅读权利，政府应从明确机构职能定位、健全社区服务体系、推行多中心治理、加强财政支持、完善政策法规等方面构建明确的责任体系，努力在全社会构建绿色、健康、可持续的阅读生态。[27]
为了保障全民阅读战略的顺利推进，解决全民阅读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我国积极推动阅读立法，正如徐升国、张文彦、张润莉指出的那样，通过阅读立法，可以促进建立全民阅读工作长效机制，营造阅读氛围，鼓励社会积极参与，提升国民素质，促进文化强国建设。[28]通过立法保障阅读权利，李贵成提出，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阅读权利问题集中在阅读歧视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及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等方面。全面推进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对阅读权利的保障，这对于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29]
在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下，书展对全民阅读的推动作用也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王鹏飞提出，长期以来我国的书展在图书展销、信息交流、技术推广等方面作用明显，这些构成了当前我国书展新兴的三大功能。[30]同时，王鹏飞、刘思源在《出版业的橱窗:新中国书展70年》一文中梳理了新中国书展的流变。[31]
近年来，各种类型的线下及线上读书会在我国逐渐兴起，相关学者对当前读书会的运作模式，及在推动社会阅读的作用等方面进行论述。徐拥军、李如是认为，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兰台读书会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回归阅读本质，倡导非功利性阅读理念。[32]徐庆群、高寅以人民出版社线上读书会为例指出，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始终秉持“读好书·做好事”公益理念，充分发挥“互联网+”时代优势，打造的读书会社交平台已经形成了线下活动与线O模式，推动了出版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了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为推进“全民阅读”工程作出了积极贡献。[33]何映霏在《社群化阅读视域下读书会转型探究》中探讨分享交互式“社群化阅读”赋予读书会新的阅读机制和新特征，认为“社群化阅读”不仅仅塑造了新的社会交往关系，重构了读书会参与者互动的循环生态，而且推动了读书会转型及促进图书出版行业健康发展。[34]
“农家书屋”是国家大力推广的惠民工程，近年来学者主要关注于“农家书屋”建设的后续发展问题，董夫才、周伟认为，随着书屋建设的推进，出现了“图书以次充好、地方保护、强势垄断、图书中介渗入”等现象，造成国家资金的部分流失。我国政府、行业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督，对各地农家书屋建设加以约束、规范，让农家书屋工程惠民政策真正落实到基层百姓，及时提供百姓真正所需的质高价廉的图书。陈燕在《农家书屋建设与发展再探：现状、问题与趋势》中结合数字化发展背景及国外图书文化的信息化管理方式，认为整合资源、调整内容供给结构，汇总信息资源，将传统出版与数字化管理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发挥农家书屋的效能。[35]农民阅读是全民阅读的重要部分，要切实推进全民阅读就必须重视农民阅读问题，陈莹、李静在研究中指出，群体数占我国人口总数2/3的农民群体的阅读问题不容忽视。作者从传播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农民阅读的生态问题，建构了农村阅读生态的良性互动体系，对提升国民阅读水平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更是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36]
随着大数据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我国数字出版的规模日增，数字出版形态更加丰富。整体来看，“十三五”以来对数字出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移动阅读、有声阅读、人工智能等几个重点领域。
吕尚彬和邓良柳在《垂直社区移动阅读APP运营策略》一文聚焦利用技术打造出新的阅读场景，比如垂直阅读社群，使线上与线下出版相结合，促成更加有效的移动化阅读平台。[37]王颖吉在《移动阅读新特点及出版发展路径探析——基于社交媒体时代的考察》一文中认为可从内容路径、平台路径、技术路径三方面去促进移动出版的发展。孟晖和黄瑚在《移动互联环境下阅读类APP的现状及问题研究》一文中对目前移动阅读APP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分析移动阅读在内容和设计等方面同质化严重、存在“浅阅读”现象、社交互动和阅读体验不足、赢利模式不清晰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其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借鉴。[38]谢冬在《移动阅读时代农村全民阅读推广的现状与对策》一文中认为，移动互联时代，农村全民阅读会面临观念、阅读方式、内容等各方面的挑战，必须克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农村全民阅读活动推广等问题。[39]
数字时代下，有声阅读技术的形式更加多样。周安平和范雨竹在《论数字时代我国有声阅读的勃兴》一文中认为，科学技术和听觉文化激发了有声阅读的发展。林佩在《传播载体变迁视阈下的有声读物》一文中认为有声读物使得阅读呈现出“看”和“听”两种形式。“听”和“看”作为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 在阅读的体验上呈现不同的特征。
大数据时代，出版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数据在出版业中的应用、未来的发展对策和趋势成为了学界探讨的重点。徐曼从内容生产角度提出大数据改变了以业务和技术为驱动的传统生产模式，转而向数据驱动型生产模式，进而实现个性化定制内容的出版，同时她还指出对于出版评价环节，出版机构可以通过数据构建全面的社会评价体系。[40]对于大数据在出版行业未来的发展策略和趋势，蔡宾指出未来要积极打造大数据库资源平台，即包含传统出版数据的数据库模块和教材出版物数据的资源库模块。[41]刘立玲和张群力认为未来出版商将成为数据服务公司，读者将成为用户，出版商由内容提供商逐渐向综合信息服务商转型。[42]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越发广泛，已经被出版业广为关注。王卉和张瑞静梳理了当前人工智能与出版融合的现状，他们指出智能识别技术、自然语言理解与语义分析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是人工智能在教育出版领域中的应用，在未来发展趋势方面他们也提出人工智能技术将完善数字出版系统平台架构，形成“数字资源—人—机”智能协同平台。[43]匡文波从出版业变革角度分析人工智能与出版，他表示人工智能能够优化出版流程，还可以重塑内容分发机制进行选题策划，而出版社未来则要进行自动化转型。[44]沈珉从出版生态的角度做出分析，指出人工智能技术使出版生态环境具化为场景，人工智能技术传播子系统间的共生现象显著，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推进传播系统的整体化发展。[45]曹沁颖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带给出版业的挑战，她提出出版社利用人工智能的最大痛点是数据不足，解决这个痛点的办法是根据特点相近、优势互补原则， 结成较大联盟，开发联盟的销售平台、传播平台、生产平台，在联盟内共享数据。[46]刘银娣在谈到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时指出，数据驱动并不能代替人类决策，还要训练人机交互，实现人机协同，才能让出版人的专业主义优势和人工智能的高效智能生产更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47]姜春辉从人工智能在未来出版的发展前景入手，提出人工智能介入出版行业，将改变原有传统出版机构“以我为主”的商业模式， 激发基于读者个性化需求的新的商业模式，出版机构与读者、受众的关系将不再是短期的利益关系，而是终身服务协作的关系。[48]
网络文学IP当前是数字出版的研究热点，当我们把IP置于网络文学中，IP则特指的是网络文学及其衍生品的内容知识产权。闫伟华分析了网络文学IP热的成因，包含了粉丝经济的黏性积累、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产业资本的介入、周边媒体行业生态发展成熟等，其本质是注意力经济。[49]张英奎等人提出，当前网络文学IP的问题主要是优质IP少、商业化严重、版权“走不出去”以及版权的保护机制不健全。[50]李华成认为网络文学IP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私自改编、越权改编和肆意改编等“乱”态，并建议构建统一的网络文学发表登记制，组建网络文学非法改编认定专家咨询委员会， 实施网络文学非法改编举证责任倒置。[51]秦枫、周荣庭指出网络文学IP要健康发展，就要挖掘传统文化创造优质原创IP，打造好IP的品牌系统，将IP形象授权给各种商品，如文具、餐具、唱片、游戏、服装等。[52]毕文轩分析了网络文学IP的全产业开发模式，同时强调网络文学IP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与保护。[53]关于网络文学IP的版权问题在上文的出版营销中已经提及。
5G和区块链是近两年来最新的研究方向，主要包含5G在出版方面的应用、遇到的挑战和未来的趋势，以及AR、VR+出版相关问题的阐述。吕欣探讨了5G时代出版产品形态的进化路径，形成了沉浸式场景互动、多感官体验与实时互动、交互式叙事与拟像操控等新业态系统。[54]蒋传洋分析了“出版3.0”模式探索，其中包含的要素是用户量、技术基础、新媒体矩阵和建设知识服务平台。[55]杜都和赖雪梅在探讨出版模式升级时，认为5G会带来云出版模式、按需出版模式、自出版与协同出版模式、智慧出版模式等，并进行了细致阐述。[56]王扬从技术层面解释了未来“5G+VR”在出版方面的应用，他提出可以打造书店VR引流平台，全国书店的全景实时影像可随时通过平台传递给读者，给读者更好的体验。[57]
除了应用之外，“5G+出版”已经面临很多挑战，马勤指出5G使人与媒体更亲密，而出版业是知识生产者和知识消费者间的桥梁，所以未来这种桥梁的地位也受到了威胁，[58]王扬提到了VR带来的问题，即VR的内容监管出现了空白期，官方审查滞后，没有专门的监管制度和监管体系。[59]对于区块链和出版，华进和孙青就国内目前区块链在数字出版中的应用现状做出研究，当前区块链技术主要与视频、图片、游戏结合，而区块链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出现了技术普及程度不高、对数字产品缺乏兼容性、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制度监督体系薄弱的情况。[60]张岩、梁耀丹对去中心化数字出版平台建构提出了观点，对该平台的基础框架做出了分析和研究，他们也提到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平台在版权保护上还存在很大问题。[61]聂静认为区块链技术对数字出版版权的保护有很大帮助，她提到建立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版权管理服务平台设计架构可以解决目前我们版权市场“确权难、收益难、维权难”的问题。[62]
近年来学术出版主要关注于数据库的建设，知识服务、知识付费的实现方式，学术资源的开放存取，学术出版数据库建设，国外学术期刊数据库等方面，形成了学术出版研究的国际化视野。
刘杨在《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定位战略研究》中提出，中国社会科学能否真正有效“走出去”，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至关重要。从办刊规律及实践流程上说，一本期刊，特别是学术期刊能否在学界产生影响，能否“走出去”，首先取决于其是否有正确、合理的定位。具体来说，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走出去”的定位战略包括两方面：扎根本土的国际性定位战略和区域代表性定位战略。[63]
学术期刊的知识服务和知识付费内容随着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出现，逐渐重视基于知识链的学术出版服务模式。丛挺指出在数据驱动科研环境下，全球学术出版需围绕用户知识需求的服务模式创新。探索构建基于数据驱动的学术出版服务环境，专注于为用户赋能型知识服务，寻求多机构知识链协同发展。[64]同时也有学者通过论述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的发展模式，介绍相关经验。韩丽、初景利采用文献调研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国际知名学术出版商、知名学会、协会组织及知名刊群和出版平台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指出学术期刊要重视知识服务，增强服务意识，提升出版品牌的知名度进而塑造国际影响力。[65]
2003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实施了主题出版工程，《2012年新闻出版工作要点》明确提出要做好主题出版工作。因此在“十三五”以来的出版学研究论文中，对主题出版的讨论蔚然兴起。周蔚华提出“主题出版也可以说是出版业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围绕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会议、节庆日等）而进行的出版活动”[66]。刘军对主题出版的核心和属性进行讨论，核心是围绕国家政策和形象、特定主题展开，属性包含策划时效性、内容权威性、出版公益性。[67]在近几年主题出版的实践经验探讨中，赵亚强、刘艳卿提出，主题出版应该依托大数据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营销模式，利用国家专项资金支持、媒体报道、图书博览会等方式形成品牌效应，勇敢“走出去”，传播中国形象，塑造中国形象。[68]李永强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例，指出做好主题出版应该着重积累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好与马克思主义文本相关的学术研究，这样才能把握主题出版的核心，做好出版策划。[69]还有不少学者对于主题出版进行了阶段性的梳理，例如王彦祥、万夙婕、申贇祎、张语桐对2017年的主题出版做出盘点，指出迎接党的十九大、纪念中国人民建军90周年、解读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是全年的主题出版重点和主线]当下主题出版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目前主题出版的研究视野比较狭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出版理论、主题出版营销策划、主题出版研究综述，整体内容不够深入。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近几年版权问题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数字版权领域。涉及出版社数字化出版、网络IP内容生产、新媒体与出版中涉及的版权问题、大数据与出版结合中出现的版权问题等内容。彭晔对出版社数字出版版权维护进行了全面研究并给出了措施，他认为“侵犯网络作品版权”和“通过网络平台销售盗版制品”是出版社数字化转型中目前面临的最普遍的版权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是依靠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兼顾出版社内部专人网络监管和技术的支持，同时与第三方维权机构合作。
[72]刘琛指出IP的主要内涵，是指那些具有核心创意和广泛受众，能够为全媒体时代文化内容产业吸纳的著作权载体，主要包括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与游戏作品等的版权。IP要想得到价值的完全实现，只有使用由出版、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整合而成的全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和营销。[73]张丽君指出我国网络小说逐渐形成阅文集团和原创联盟双雄争霸的局面。网络小说IP要做到一次生产全方位售卖的立体格局，IP转化形式有真人影视剧、舞台剧、广播剧、有声书、网络游戏、动画电影、动画TV（电视）版等形式才能保证版权资产的高效利用。[74]
从微博到微信，新媒体已经成为用户内容生产的主力军，对新媒体版权如何界定也成为很多学者研究的问题。魏超、陈璐颖提出，如果微博、微信内容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并由权利人声明了其著作权，就享有了法律意义上的著作权，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畴，但在实际界定中界定人主观性过强、短文内容易于抄袭、找不到原创者、维权成本过高成为了新媒体版权保护的难点。
[75]谢湖伟、贺哲野、王卓提出网络内容生产需要外部网络版权保护组织进行版权保护，与DCI版权体系融合，利用数字版权标识符体系使各个内容生产平台打通，而DCI是否能确保用户安全还需要继续讨论。[76]卢海君、张雨潇讨论了大数据时代中版权保护问题，强调了新技术条件下传统媒体与新传播手段之间的利益平衡，传统“纸媒”不少已经转型做“网媒”，或者积极同“网媒”进行各种合作以求生存和发展，坚持技术中立原则，对新兴传播媒体做好引导，尊重知识尊重版权，实现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合作共赢。[77]王志刚从人工智能角度入手，分析了人工智能出版物的权利归属和版权的保护路径，提出创设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权登记制度。[78]
[79]胡志远则对准了目前利用新媒体营销中出现的问题，针对营销精准度不足、用户零散化、转化率低等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提出利用垂直社群形成垂直类新媒体营销网络，坚持“内容为王”的观点。[80]吴国威、杨玲指出目前出版企业基于社群经济主要有三种营销模式：第三方垂直经营的自媒体社群营销模式、出版企业自建的社群营销模式以及以经营、获利为目的的大V社群营销模式。[81]在对出版品牌建设的研究中，白志如对出版品牌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梳理，指出当前品牌理论研究与业界理论发展相比相对滞后，品牌意识的觉醒落后，读者参与品牌共建研究还需继续深化。[82]王萱提出利用大数据构建品牌个性化，出版品牌先建立起受众消费相关的数据库，再将受众数据库向出版品牌属性数据库转化。[83]
[84]赵颖、王宁从文化体验角度入手，提出顾客体验设计主要体现在人性化书架设计、多样化空间布局、一体化品牌形象、符号化的地域特征方面，优秀的书店装潢设计是传统书店实现品牌增值的重要软实力。[85]
[86]张志强、杨阳在《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40年成就回顾》一文中指出，40年来中国出版业从单一注重出版的社会功能逐步转向既重视出版的社会功能，又重视出版的经济功能，迅速迈入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文章从中国出版业相关数字指标入手，分析出版业重要的历程节点，通过和欧美国家出版行业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反映出中国的出版业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及取得成就。[87]
[88]黄先蓉、刘玲武在《论出版融媒体发展的动因与路径》一文中对出版产业融合下的融媒体的发展动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认为宏观环境因素、企业自身发展、技术进步与创新、市场需求旺盛等共同促进了出版融媒体的发展。[89]王勇安、张雅君在《论出版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思维》一文中重点分析了我国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所面临的发展趋势、本质规律和战略决策问题，指出多元化阅读是出版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趋势，平台竞争和价值取胜是融合发展的本质规律，因此，要牢牢坚持建设新业态，是出版融合发展的方向。[90]学界研究者对出版融媒体发展的路径的研究与时代背景相结合，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数字出版产业融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91]、何国军在《大学出版社深化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92]、潘志娟在《数字化浪潮下传统教育出版的出路探微——以译林出版社为例》等文章中陈述了数字出版在国内发展有着良好的前景的观点。[93]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传统出版企业开始转型，不仅仅停留在编印书的具体事务上。传统出版企业开始致力于建设知识服务平台和知识资源库，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于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问题，王萌在《国外财政扶持出版数字化转型的问题与启示》一文中认为，大型国际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严重威胁传统数字出版转型，同时数字出版产品在价格定位上对传统出版造成巨大的冲击。[94]数字时代背景下，传统出版模式的数字化转型是主流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确立自己地位的必由之路，任晓霞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如何助推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一文中认为推动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要加强市场调研、优质资源数字化、建设教学数据库、教材教辅立体化、启动云网络服务平台等。[95]
近年来，出版“走出去”更多关注出版类型、受众需求、版权等具体问题。李伟荣考察了20世纪以来中国典籍出版“走出去”的历史及21世纪中国典籍出版“走出去”的发展现状与困境，指出一部作品要在国际上拥有较多的读者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作品中的内容备受国际关注；二是传播方式国际化。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李明轩和王田围绕关注度较高的对外汉语、文学经典和中医药图书版权输出，结合近年来图书出版“走出去”的案例，探讨了图书出版如何更好地走向“一带一路”沿线]
出版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真正走入外国读者的生活。“走出去”不是盲目输出，要在输出的过程中树立国家形象，提高国家话语权。因此在文化输出中要进一步改进方式方法，张丽莉提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大量中国传统译著被出版推介，为使“走出去”的译作有效“走进去”，就图书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这一过程的内容选择、交易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而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方面，王永亮认为对目标语读者进行市场细分，在充分了解不同群体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旨趣的基础上，选择适切的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构建中西合璧的译者模式，融合全球文化消费视角，并构建现代的翻译作品出版营销机制，方可从根本上扭转当前中国文学外译的不利局面，从而实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长足发展。[98]在文学作品“走出去”的背景下，郭竞指出近两年中国的网络文学已在多个海外网站走红， 不少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在海外大受追捧。暂不论网络文学存在的诸多问题， 仅在接受度和传播力上， 就值得我们进行深度研究， 为中国文学翻译出版“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99]在出版“走出去”进程取得的成绩之外，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注意。张利洁、郝乔丽提出，数量增长背后却有隐忧，“走出去”没有植根于市场化运作，而是依赖重大工程资助；“走出去”没有形成常态化模式，有应景之嫌；影响力低下，陷入数量崇拜的怪圈；结构失衡等。当前需要从政府和出版社两方入手寻求解决途径，厘清二者在“走出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取得长远发展，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影响力。
同样在图书版权输出方面，张兵一提出，中国图书“走出去”正面临一个阶段性的重要挑战——图书版权输出如何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飞跃、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如何去除无效供给，提高输出图书在海外图书市场的实际影响力和实效性，提高中国图书的传播能力。[101]为了解决在出版“走出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不仅要从出版企业管理、技术创新等方面努力，更要在思想上树立文化自信，积极面对挑战。正如廖立胜、刘社欣表述的那样，从文化自信视角看，中国出版“走出去”面临着忽视受众需求、机制不灵活、传播能力缺失等问题。这些直接影响了中国出版国际话语权建构。为此，应当以文化自信为出发点创新中国出版的发展理念、运行机制和出版方式等，以文化自信引领中国出版线]二、“十三五”以来的出版学研究专著评述
对“十三五”以来的出版学研究著作，本文拟从出版学理论、出版史、编辑学、编辑实务、出版经营管理、新媒体与数字出版六个方面对之进行介绍和简评。
出版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从出版文化、出版教育和人才培养、少儿出版、学术出版、农村出版传播等不同角度出发对出版进行了理论性探讨。在出版文化方面，郝振省的《出版文化理性再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3月版）从理性的角度对出版文化进行了解读，在阐明何为出版文化理性的基础上，探讨了方法理性、改革理性、发展理性、阅读理性、网络理性多个方面。于翠玲的《印刷文化的传播轨迹》（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以跨学科的视角，对我国的印刷文化及其编辑、出版、传播现象进行思考，分析中西方印刷文化史的区别，对学者积极思索的中国编辑学特色进行阐释，对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代表性书籍和期刊的具体传播情况进行探究。彭俊玲、赵春英的《中国出版业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2月版）以中国出版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策略为议题，沿着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发展现状、进展态势和未来方向的路径对我国的出版业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进行分析，同时还对有关中国的出版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领域进行了深入思考。
在出版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叶新的《中外出版教育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9月版）是出版教育、人才培养方面的论文合集，不但对“英美高校出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进行了专题研究，而且还有关于出版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考试培训、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少儿出版方面，李晓平的《出版·传播·文化丛书（第2辑）：少儿出版的价值取向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以辩证、系统、发展的角度，全面阐释了少儿出版的价值特征，及实现少儿出版价值的路径与方法。学术出版方面，谢曙光（笔名，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的《中国学术图书质量与学术出版能力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7月版）从问题的提出、学术出版的现状与困境、学术出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国学术出版能力的实证评价、繁荣发展中国学术出版的对策与建议、研究价值与影响力这六部分，分析我国学术出版的优劣势和发展策略。王兴全、杨丽贤的《学术写作与出版规范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使学术出版编辑能对现行有关学术出版技术规范的标准体系有全面了解和科学理解，着重探讨“标准”和“规范”的问题。不但帮助我们认识到了标准化建设对书刊出版，推进建设国家学术标准体系、帮助学术书刊的编辑校对人员正确认识和使用国家标准规范、助力作者标准化、规范化写作有重大意义，还为有效预防高校及科研院所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学术违规行为提供了参考。陆建平的《国际化进程中中国学术出版的规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同样关注学术出版规范，力求推进中国学术出版的规范性。
“十三五”以来，在出版史研究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吴永贵教授的《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版）。这本著作是关于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活动的文献史料辑录，借助编年史的体例，依年代次序叙述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活动。该书围绕出版机构的创立，大型丛书、工具书、教科书、古籍图书的刊印，出版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书业章程业规的制定，版权争端，劳资权益纠纷，查禁与反查禁斗争，以及出版机构的有关经营活动等，呈现出民国图书出版的发展面貌。这部著作依托翔实的研究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和补充了新的史料，对出版史料学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中国期刊协会组织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中国期刊史》（2017年12月版）是“十三五”以来出版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这套丛书由中国期刊协会组织编写，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担任主编，刘兰肖、吴永贵、范继忠、李频、段艳文等学者分别撰写。《中国期刊史》作为第一部系统考察中国期刊发展历史的系列专著，以宏大的视角展现了中国期刊200年来从萌生初创、发展壮大、蔚为大观，一直到媒介变革时代历史转型的全部风貌。丛书揭示了中国期刊发展的历史规律，认真总结了中国期刊发展史上著名期刊人的办刊理念、经营模式，详细考察了中国期刊发展史上代表性期刊的创办始末、刊物宗旨、栏目特色、重要作品，客观分析了新时期期刊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望了未来期刊发展的新趋势、新出路。
苏精教授的《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中华书局2018年5月版），以简体字引进之后，引起学界关注。该书讨论了1807年至1873年六十余年间传教士尝试引介西式活字印刷取代中国传统木刻印刷中文出版物的过程，及其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机构的相关活动，从出版领域印刷方式改变的角度来书写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中的细节，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陈力教授的《中国古代图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版）对图书事业发展的内因和外因进行整体把握和分析，将图书史的发展变化置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环境中，研究它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宗教，特别是与大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力图构建一部以图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刘运峰教授的《版本·文本·故实》（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版）收录了诗词异文考、《鲁迅译文集》的编辑与出版、孙犁文集版本比较研究、鲁迅《集外集》编辑出版始末、《鲁迅诗稿》的版本变迁等内容，为文学、编辑出版学以及传播学类相关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有力参考。
在译作方面，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等翻译的《文化商人》（译林出版社2016年4月版），通过分析英美大众出版行业的产业转型，对当今出版产业所面临的挑战做出了极为全面的解读，提出了“领域的逻辑”，将金融危机下的经济压力和数字时代带来的技术变革中出版行业的主要参与者——出版商、书商、代理商等对图书未来的思考及其组成结构和活动形态，完整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李俄宪的译作《中国出版文化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在探究中国封建时代书籍产生的背景、封建王朝对书籍出版的态度变化及政策导向等问题的基础上，试图循着中国朝代更替的历史路线探索书籍乃至出版的整个历史变迁过程。
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出版家”系列2016年首批推出了巴金、陆费逵、章锡琛、赵家璧四位出版家的传记，2017年初出版了叶圣陶、邹韬奋、张元济、郑振铎的传记，2018年出版了王云五、舒新城、徐伯昕、陈原、邵洵美、王伯祥、金灿然、钱君匋、曹辛之等出版家的传记。“中国出版家”以传主的出版经历、出版思想为主线，通过对个体人物在出版领域具体活动的评述，全面展现其出版业绩和思想轨迹，彰显当时出版业的总体面貌和历史演进。每本书后的人物“出版大事年表”直观具体地将出版人的出版活动、出版事迹、出版贡献客观呈现，从出版生活史的视角出发，着力呈现“人”的要素，摆脱过往著作中的刻板印象。这些基于史料深入挖掘的著作是对出版人物研究的重要补充，不仅是对出版史料的深入挖掘，也是对学术研究新视角的探索，对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有益尝试。
此外还有些著作围绕地区出版变革展开论述，如陈丽菲的《上海近现代出版文化变迁个案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3月版）。围绕不同时代的研究著述有李西亚的《金代图书出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段乐川的《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版）、田建平的《宋代出版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版）等。这些基于不同时代、地域的著作，为我国编辑出版学的已有研究提供了更多角度的补充，丰富了出版史领域的研究。
在编辑学研究方面，代表著作有靳青万的《编辑五体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版），该书将编辑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由以往的“编辑两体”扩大为“编辑五体”，又增加了编辑源体、编辑用体、编辑辅体三体。研究编辑主体、编辑客体、编辑源体、编辑用体和编辑辅体这五体之间内在的关系与规律，对编辑学的学术研究做了补充，实现了理论创新。
许华春的《学报规范与编辑功夫》（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从文件学习、文体概议、文稿加工、例文例述、规范解读以及相关附录等几个部分强调了体例的严谨与规范，对编辑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叶新、易文翔、周丽锦的《美国名编辑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4月版）围绕20世纪美国在出版领域颇有建树的几位编辑展开介绍，分析他们的出版经历，辩证讨论其成就和经验，管窥美国出版业发展史的同时给我国当代的编辑人以启迪。在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著作的出现是必要且及时的，可以帮助我们跳出国内出版家的研究视野，了解国外编辑家的成功之道，并以此观照我国出版业的发展，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出版业“走出去”。
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也改变着人们获取和接受信息的方式。编辑出版业作为信息产业、知识产业的一部分更需要与时俱进，积极应用新技术。在编辑实务方面，“十三五”以来也出版了一些优秀著作。如龚彦方的《当代新闻编辑：从宏观思维到微观实践》（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这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从新闻编辑的工作流程来透视现实的新闻实践，从编辑选题讨论开始，逐次进入报道方案策划、新闻故事的选择与平衡、文本的审美与把关、信息可视化等流程，并运用案例进行详细解析。该书指出了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编辑从业人员该如何适应新的出版环境从事编辑实践。应向伟、俞志华著的《科技期刊竞争力提升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版）分析了科技期刊的发展现状，结合了期刊分类改革的思路及对策，在此基础上对科技期刊的其他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综合和深化，并基于现有文献整理构建出科技期刊竞争力体系的初步框架，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董小菲的《融合时代的新闻编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版）指出在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新闻编辑不仅需要革新编辑意识还要打破传统的线性编辑思维，树立环状的空间思维，主动与社会融合。该书还结合融媒时代的特征，对新时期新闻编辑需具备的现代意识和革新思维进行了论述，对如何提高新媒体时代编辑的主体意识和专业素质作了探讨。李珊珊的《现代编辑理论与实践研究》（大连海事出版社2018年6月版）从图书编辑工作的性质、功能、基本特征、基本方针和原则等方面，对编辑工作的内涵与运作模式进行深入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业开始走向市场，特别是在近些年来深化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下，出版经营管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出版经营管理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涵盖了出版市场、企业、版权、体制、发行、出版法律等多个方面。
在出版企业方面，主要聚焦于出版企业的投融资、出版企业的竞争力、出版企业的资本运营、出版企业转型这几个方面。出版企业的投融资方面，代表性著作有李瑞的《出版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和杨庆国《出版传媒集团投融资效率研究：基于体制变迁的评价与验证》（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版），其中《出版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以中国大陆的八家出版传媒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出版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征，以相关的投融资理论为研究范式，从融资成本和投资效率等层面分析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的融资现状及募投方向，从而总结各家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和投资行为特征；在出版企业的竞争力问题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杨玲的《出版企业动态能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和刘畅的《我国出版集团竞争力综合评价体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在出版企业资本运营研究方面，代表作有代杨的《中国出版企业资本运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5月版），该书对中国出版行业资本运营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从资本运营的规律出发，比较研究了中外出版业资本运营的差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对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出版社的资本管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出版企业转型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为陆颖的《当前出版企业转型问题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该书从经济和文化两个视域展开对出版企业转型问题的研究，从出版企业转型的动因和目标、遇到的主要问题和问题成因、产权改革、出版市场的完善、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出版管理理念调整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出版企业转型过程中遭遇的重要问题及其对策。
另外，还有一些著作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对我国的出版产业、市场、价格融资等作了研究，如陈昕的《出版经济学研究》（格致出版社2017年3月版）、赵洪斌的《中国出版产业结构研究：理论、现实与发展趋势》（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秦洁雯的《我国出版物市场体系建设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等。方卿、徐丽芳、许洁的《出版价值引导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10月版）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为指导，深入分析了国内外出版实践，从讨论出版价值的概念、功能和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切入，逐一探讨了社会、媒介、财税金融政策、行政管理与法律法规、出版基金、图书评论和出版奖励等不同的工具、方法，尝试建构起出版价值引导的工具与方法体系，对当前产业化经营背景下我国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宋嘉庚的《自出版管理问题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对自出版管理问题进行了思考，并通过与别国的比较研究，提出了适合我国自出版现状与趋势的管理建议。王鹏涛的《读者信任视角下的出版品牌管理研究：以图书类出版企业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对优化出版品牌管理进行了研究。梁徐静的《众筹出版发展源流及运作模式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4月版）以众筹出版模式为依据，对众筹出版形成的各种样式进行分析，同时为众筹出版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建议。王岩云的《期刊出版业务的法治化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立基编辑实务，运用法治思维对期刊出版业务进行了专题式探讨。
总体上来看，出版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著作能够聚焦出版市场的环境变化，及时对出版市场环境变化下的新问题进行探究，但在内容上，面向产业和行业的研究较多，理论研究较少，常会出现主题重合的现象。站在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上升至更高、更普遍的理论层面，更好地和实践相结合，以点带面地去指导实践，推动产业发展，是今后的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更新迭代，它不仅改变了社会的运行规则，也给出版业带来了巨大挑战。数字出版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赵树旺的《中国数字出版内容传播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从内容传播的角度来透析数字出版，作者从中国数字出版内容传播的动力与机遇、内容传播的具体模式、当前中国数字出版内容传播的困境等三方面来分析我国数字出版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借鉴国外数字出版内容传播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我国数字出版内容传播的一些新策略。
唐圣平的《数字出版项目策划和开发》（群言出版社2015年4月版），贺子岳的《数字出版形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万安伦的《数字出版研究：运行模式与发展趋势》（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王京山、包韫慧、侯欣洁的《数字出版前沿》（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3月版），侯欣洁的《国外数字出版全球化发展战略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5月版）等，以上著作都是以出版业转型、数字出版为切口，从数字出版产业理论、数字出版项目策划、开发过程中的具体实践，数字出版的主要产品形态，近一年国外国内知名出版集团在数字营销方面所采用的具体举措等方面深入阐释数字出版，并指出了数字出版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张新新的《变革时代的数字出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1月版）对数字出版的理论进行了较为新颖的概述，从数字产品体系、数字出版项目申报、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数字出版的市场调研以及数字出版的运营模式等方面作了深入分析，并且从融合发展的角度对未来数字出版发展趋势与发展方向作了展望与规划。
在数字出版如火如荼之时，数字出版中的侵权救济问题越来越成为业界的难题，解决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在数字版权保护方面，王志刚的《数字出版企业版权战略管理》（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5月版）分析了数字出版企业版权战略管理的法律环境与政策基础，调研了中国数字出版企业版权战略管理现状，在总结欧美数字出版企业版权战略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策略。华鹰的《数字出版版权保护法律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以数字版权保护问题为导向，根据著作权法律制度下的双重目的和二元价值目标，以及版权贸易中的利益平衡原则，对数字出版环境下版权权利限制与例外制度进行了重构，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版权交易、利用和保护的最佳途径。涉及出版“走出去”话题的代表性著作有张宏的《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话语权和传播力构建》（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李伟的《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版），张东平、张洪的《图书出版走出去的思索》（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版）。作为出版“走出去”的话题分支，学术出版作品如何“走出去”？过去在推动中国学术作品“走出去”的过程中，一直有“摸着石头过河”之感。具体到出版业顶端的学术出版的“走出去”，再到学术出版中的小众——民族学术出版的“走出去”，情况就更加不容乐观。刘海涛的《学术出版“走出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8年6月版），为推动中国学术作品“走出去”作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理论探索。潘文年的《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分析工具，系统分析了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内涵、实质、动因、主要模式、面临的主要风险与防范，以及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出版企业各自的角色和可资实施的、有助于出版业“走出去”的宏观、中观、微观策略。
在“互联网+”时代，出版业该如何创新发展，是所有出版人不可回避的时代话题，也是助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步骤。“十三五”以来，在媒介融合与出版方面，学界也作出了积极探索，代表性著作有汪曙华的《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出版变迁与转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孟晖的《移动互联环境下我国出版业的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8月版）等。余人、袁玲的《出版与融合——新媒体环境下的出版创新思考》（科学出版社2018年9月版）从出版融合、新媒体出版、选题策划、少儿出版、打击盗版、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对新技术环境下出版业面临的诸多前沿问题、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颇多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可操作性的方法策略。丛挺的《我国出版企业新媒体技术采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将组织创新采纳理论引入出版企业创新管理领域，并根据组织创新采纳的过程研究范式和因素研究范式，再结合出版企业的特殊性，构建了出版企业新媒体技术采纳的分析框架。该书勇于创新，论证颇为充分，不仅弥补了该领域实证研究的不足，同时也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分析框架。
大数据是新媒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用好大数据中的价值，还需要出版业的不断探索。张立等人的《坚守与变革？遭遇大数据时代的传统出版业》（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从大数据与数字出版的角度论述了我国出版业现状及典型数据、大数据的实质与实施流程，探究了如何利用数据来生产价值，进而推动出版业的发展。该书在回答了当前出版业面临的如何使用数据的难题的基础上，也为我们在出版业中更好地利用新技术给予了颇多启示。
除了在基础理论、实务、经营管理、数字出版等方面的具体研究，编辑出版专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对出版业界和学界发展状况的宏观把握，在上述著作之外以综述形式呈现的研究报告，也是“十三五”以来出版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为我们及时了解我国出版业现状提供了便利。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写了出版业发展报告、数字出版业发展报告、动漫游戏产业年度报告、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等数种年度报告，由于此类研究报告大多更新较快，参与编写的作者较多，因此仅举少量代表性研究报告，以斑窥豹。范军主编的《2017—2018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10月版）等，对当年的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出版业的发展趋势，都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十三五”以来，魏玉山、张立等人主编的《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国动漫游戏产业年度报告》每年发布一次，聚焦数字出版，审视产业现状，提出发展建议，构成了出版业报告里面不可忽视的内容。
“十三五”以来的出版学研究取得了相当进展，但整体审视，也存在一些值得优化之处或者问题，具体如下。
作为一个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十三五”以来的出版学研究论文中，很大一部分仍旧呈现出研究浮光掠影、难以深入的特点。首先表现在针对行业的经验总结性文章多，对出版现象的深入阐释和思考少。其次体现在追逐前沿的研究中，为紧跟出版行业的最新动态，导致对新现象的思考不无牵强附会，自说自话之处。如AR出版、VR出版等新兴出版形式，不少研究文章难以做到一语道破，而是停留在想象的阶段。既不能对现实出版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也未能从宏观角度透析新技术对出版本质、出版模式、出版文化带来的变革力。类似的研究虽然从形式上能够形成规范的学术论文，但因为缺乏研究深度，从而陷入“无学”的传统圈子。
“十三五”以来，出版学对理论的需求与日俱增，如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核心概念的厘定、研究范式的确立等。作为对标编辑出版行业而设立的学科门类，出版学在早期发展中为社会文化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作出过突出贡献，但随着学科的深入发展，其遭遇到学理化危机和学科定位上的合法化危机，故亟须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十三五”以来，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出现了讨论该问题的学科论文，但尚未产生系统性、权威性的研究成果。首先体现在没有相关专著问世，其次缺少致力于该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团队和权威学者。基础理论建构对夯实学科基础和助推跨越发展极为重要，故需要群力全力而为，着重讨论基础概念、基本观念，划分研究领域、学科构成等。
理论研究应该为经验研究提供框架、思路、概念、术语，指导经验研究；经验研究应该通过定量等科学方法梳理、分析出版行业和出版现状，帮助提炼理论成果，总的来说，二者的应然
